曾布是曾巩的弟弟，但和嫡出的哥哥曾巩不一样的是，他是妾生的庶出，在家族里面那待遇差距还是很大的。在家里常年遭受冷眼的曾布暗暗发了誓：“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哪怕舍弃人格和尊严，我也一定要出人头地，一辈子我再也不要人们看不起。”

20多岁的时候，他考上了进士，但名次不高，所以起步也只是个小县令，按照常理就会在基层蹉跎几十年，运气好的话到老能混个阁衔退休了事。但这个曾布是会走上层路线的，他听说新任副宰相王安石是哥哥曾巩的朋友后，欣喜若狂，赶紧在家疯狂阅读王安石的着作、揣摩王安石的政治思想。

等见到了韩维、王安石一众新党大佬的那天，他口吐莲花一般的表述果然让王安石青眼有加。就此曾布加入了新党集团，而他的职位也像坐了火箭一样飞速飙升，由一名县令升为集贤校理、判司农寺，再到检正中书五房、起居注、知制诰。

这时新法如火如荼，正是用人之际，王安石很快就向皇帝举荐了曾布，把他任命为了位高权重的三司使。曾布为王安石当起了改革急先锋，与另一名变法派重臣吕慧卿一起，陆续制定推行了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等一系列新法。

就这样，曾布在人际关系中一点点的攀爬钻营，逐步进入到了大宋权力的核心。

看上去，曾布的仕途将一片坦荡，除非——他的恩公王安石会出问题，但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赵顼和王安石两人的关系就是千古君臣合作的典范，被人比作大宋的唐太宗和魏征。但曾布却凭借他超强的政治敏锐性，发现了二者之间那不易察觉的裂痕。

熙宁六年（1073）正月十四，王安石按例进宫陪皇帝观赏百戏，然而当他骑马进入宣德门时，却被卫士喝令拦下，还当着王安石的面把马夫痛打了一顿。当时马夫跳起来大喊：“没看见这是王相公的马吗？”卫士们则怒斥：“宰相也是臣子，难道想做王莽？”最后硬是没让王安石的马进去。

这明显就是旧党在找人借机挑衅，事后在王安石的授意下，开封府把卫士们抓来各打了七十大板。这件事很快引起了舆论风暴，新旧两党开始了互喷，而此时最耐人寻味的却是皇帝的态度，按照常理，对于最为依仗的肱骨大臣，皇帝应该呵护有加，会及时下诏安慰，并且责罚卫士，但自始至终赵顼一直保持着沉默，好像事不关己一样。

事出反常必有妖，敏感的曾布捕捉到了这其中的门道，他更警醒地发现，自己和王安石走得太近了。官场之上跟上领导固然重要，但跟矛盾焦点上的某一个领导太紧，却是大忌，万一哪一天王安石倒台、新党覆灭，他立马会成为倾巢之下的那颗卵。

他当机立断，决定开始行动，一副就事论事的模样上书皇帝，指责新党核心成员吕嘉问在执行市易法时用重税来剥削人民——曾布是精明的，他虽然实质上已经背叛了新党，但没有直接反对恩公王安石，这样一来个人道德上就不会受人指责了。

赵顼把这事交给宰执们议论，吕惠卿认为曾布阻挠新法的施行，建议贬到蛮荒的岭南。这时王安石却动了恻隐之心，仅仅把曾布罢官出京，贬为了饶州知州。

不久之后，那个如日中天的王安石就被罢了相，曾布也终于赶在了风暴来临之前，下了王安石这艘大船。后来到了元丰八年（1085年），赵顼去世，反对变法的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旧党被启用，因为曾经攻击过市易法，曾布又被旧党引为同类，被复官为翰林学士，又升为户部尚书。

在这场如同暴风骤雨般的变法斗争中，无数人起起落落，无数人被打入尘埃不得翻身，而曾布凭借着高超的钻营手法，来回跳反躲过一劫又一劫，不仅一次也没有倒下，还在不断提升。

另外，曾布在生活上更是极不检点，号称是北宋“第一渣男”。他娶的老婆叫魏玩，在当时是名满天下的才女，留下了《菩萨蛮·春景》《卷珠帘》《虞美人草行》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当年理学家朱熹更是将其与才女李清照相提并论，朱熹说道：本朝妇人能文者，惟魏夫人（魏玩）、李易安（李清照）二人而已。

二人刚成婚时，还是度过了一段非常恩爱幸福的时光，魏玩还曾写下“金马并游三学士，朱幡相对两诸侯”的金句，一时之间传为美谈。但可惜曾布常年在外做官，夫妻二人离别日多，魏玩一个人寂寞，就收养了一个女孩张氏。

由于此时曾布、魏玩夫妻二人尚未生子，所以魏玩对这个可爱的小女孩特别宠爱，甚至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那般，教她读书写字，带她游山玩水，“母女”二人的感情也是越来越好，后来又让曾布把养女带到京城见世面。

事若是只说到这里，大家一定会感慨这真是一桩大好事，但很可惜，趁着魏玩独自在江西老家，曾布竟然和养女张氏上演了一出伦理大戏《养父の诱惑》。两个人在京城里是出双入对，你侬我侬，完全不知礼义廉耻，由于二人实在太过明目张胆，引起了世人的不满，大家纷纷指责这对养父女有悖人伦。

远在老家的魏玩也收到了消息，可想而知，对她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从此以后，魏玩便郁郁寡欢，没过多久，便香消玉殒了。

去世之前，魏玩更是留下了一首“绝命词”——《卷珠帘》：记得来时春未暮，执手攀花，袖染花梢露。暗卜春心共花语，争寻双朵争先去。多情因甚相辜负，轻拆轻离，欲向谁分诉。泪湿海棠花枝处，东君空把奴分付。

在政治路线变化的浪潮中，我们看到了不同品性人的不同人生。当苏轼在黄州江畔吟诵\"大江东去\"时，曾布正在政事堂修改奏折里的站队关键词。这对同期进士犹如硬币两面：一个在史册里活成文化符号，一个在档案中化作生存标本。

后来宋高宗赵构说，北宋亡于王安石变法，这话对也不对，对在了事情，错在了理解。

北宋的变法太频繁了，从庆历新政开始，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闹腾了好几年，后面又有高太后恢复旧法、哲宗变法、徽宗变法，每一次却又不彻底，都是在大宋朝廷的反复纠结和残酷斗争中夭折，而在这一次次的路线之争中，无数像苏轼一样坚持真我、追求真理的正臣直臣，都在一轮轮的党争中被视作异己残酷剔除。

不要指望这些人东山再起，人生是有限的，权力的阶梯却需要时间去逐级攀登——人生苦短，一旦蹉跎，转瞬即逝。就像樊楼歌女唱的俚曲：\"变法变法，变得官家没头发。忠臣忠臣，忠得坟头草深深。\"

在这么残酷的政治环境里，只有那些“有队伍，无立场，有利益，无原则”的钻营小人能生存下来，比如曾布。一次次的变法，就如同一个大大的筛网，筛掉了真金，却留下了河沙。

大到国家，小到一个组织，每一次的路线变革都如同一次开膛剖腹的人体手术，搞多了必然伤元气，这才是北宋衰败的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