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直言敢谏他得到了很多赞美，这让一直拿“道德圣人”自诩的司马光比打了鸡血还兴奋。但是聪明的仁宗皇帝是看得清楚的，这个司马光眼高手低，只能做个说说大话的谏官，坚决不给他实权让他做实事。

后来仁宗去世，新皇帝赵顼让王安石搞上了变法，这就算踩到了书呆子司马光的“道德尾巴”。王安石说，我们要广开财源让国库充盈，司马光就说，士大夫谈钱是道德败坏；王安石说，我们要让百姓富起来，司马光就说，钱财多了会败坏人心；王安石说，我们要改革兵制，才能战胜邻国，司马光就说，要用德化感召，蛮夷就能顺服。司马光总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批判变法，把王安石说成是一个心里只知道钱财的小人。

既然有这样的道德标兵，司马光很快就被反对派们绑在了对抗新法的枪头上。而被利用的司马光沾沾自喜，时时冲锋在前，对新法口诛笔伐。

但不管目的如何，“地主帮”和“意见派”这两帮人马都有着共同的敌人——新法，所以他们联盟结成了“旧党”。

面对四面八方围拢而来的反对势力，王安石是怎么办的呢？

他丝毫没有慌乱，完全吸取了范仲淹变法失败的教训，早有了应对招数。

这第一就是牢牢抓好领导，包括领导身边的人，所以即便是对于宫里的太监、内侍，王安石都是礼敬有加，用心结交。

第二就是也“结党”，他从皇帝那里拿到了足够大的权力，有了利益分配的筹码，完全具备了构建“新党”的基础。而王安石在用人上遵循的原则就是简简单单四个字——“党同伐异”。

一方面，王安石大量重用自己的亲戚，王安石变法的大将之一曾布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中，知制诰吴充则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侍御史蔡卞更是王安石的女婿，这些姻亲都变相的帮助了王安石巩固在朝中的地位。

一方面，王安石集团构建了复杂的朋党关系网。既然朝中很多大臣不能为之所用，那王安石就去启用新的官员，包括有吕惠卿、李定、邓绾、章惇、吕嘉问、蔡京等人，这些人之间有姻亲、有师徒、有同年，一起构成了新党内部的利益共同体。

两党人马早就蓄势待发、剑拔弩张，富弼的退位如同是吹响了开战的号角，双方立即展开了火药味十足的大乱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