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二月到熙宁二年的十二月，是王安石变法上半段——新法的设计推出阶段。

在这个阶段，陆续出台的新法初衷摆明了就是要切割富人阶层，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收割的是农村地主的利益，均输法、市易法挤占的是城市富商的利润空间。

也正如曾巩的提醒那样，各界对新法的抨击很快接踵而来，从中书省到枢密院三司，从御史台到谏院，到处都是骂王安石的官员。

在中枢内部，宰相曾公亮，参知政事唐介、赵拚，枢密使陈升之、文彦博、吕公弼等人几乎全体不支持变法。其中唐介性格极为憨直，经常与王安石辩论，却又老是辩不过，不久就被活活气死；曾公亮奉行的是“不配合主义”，多次上奏申请辞职；赵拚是反复与王安石争辩，却每次都被王安石辩得张口结舌，狼狈不堪。

这些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人，后世的学者们统一简单地把他们定义为了“旧党”。但如果咱们穿越回宋朝，就会发现这些人内部也会分堆，他们私底下也是各自有各自的老大。

不用奇怪，这是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同。这些旧党大致分为两帮人马，这其中第一个，是大官僚、大地主们为了自身利益在一起抱团，那我们不妨把他们喊做“地主帮”，这里的核心人物就是御史中丞吕公着。

这个吕公着是老牌旧党吕夷简的儿子，他也继承了他爹的特点——“阴险”。利用吕家盘根错节的官场关系，吕公着轻而易举地爬了上来，阴人害人从来也是喜欢躲在后面，看别人在前面为自己冲锋陷阵。

有很多官员被这个吕公着整得死去活来，当时却还一无所知，甚至有人还对吕公着感恩戴德。直到很久之后，这些人在一起聊天把话说开的时候，才陡然意识到，原来是吕公着在幕后搞的猫腻。

“地主帮”深深知道台谏官的厉害，为了反对变法，他们牢牢把控住台谏机构对新法展开了一次次的攻击。

另一帮人是“意见派”，无关利益，单纯就是由于观点、理念的不同对新法有意见。一些思想保守的老古董根本无法理解新法的意义，什么“青苗法”，由政府开办可以公众信贷的银行？什么“免役法”，大家可以掏钱自由购买劳动力？还有那个什么“市易法”，国家居然成立国营企业，政府自己也下海赚钱？这帮人里面包括有曾公亮、赵拚等人。

而“意见派”里反对声音最大的核心人物是翰林学士、迩英阁侍读司马光，这个司马光不是为了维护家族利益的什么大官僚、大地主，他就是个“腐儒”，最大的特点就是迂腐。

司马光出身儒家名门，接受的是最正宗的圣贤教育，因此他从小就用圣人教诲严格要求自己，立志做道德楷模。在仁宗朝20岁中了进士之后，他任职做了台谏官。

虽然他没有过基层的工作经历，对政策怎么执行也不甚了解，但是他坚信天下所有问题归根结底都是道德问题。做谏官的几年来，他兢兢业业，眼睛时刻盯着朝廷的每一个政策和身边的每一个人，有时候说政策过于激进，有时候斥责出台政策的大臣是阿谀逢迎，有时候唾骂执行政策的臣子趋炎附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