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赵顼批准了韩琦的请求，顺势也把吴奎等一批宰执调离了中央，并且提拔了一批新的官员任职中枢。这些老臣的离去，代表着英宗时代的终结，而新皇帝赵顼也将培育出自己的人马，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赵顼踌躇满志地想要大有作为，却突然发现自己接手的帝国是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在农村，纳税的土地就只有四百四十万顷，仅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三成，而剩下七成的土地都集中在大官僚大地主手里，这些人都拥有免税的特权，不用交税。

另外，各地还普遍存在隐瞒不报耕地的现象，导致国家的税收负担集中在了普通百姓身上，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土地的加速兼并，严重的贫富差距直接动摇了朝廷的统治基础，“山崩之势危矣”。

而在城市，资本的集聚则更为严峻，有一半的商业财富集中在大商人手中，他们垄断货源、控制物价，导致物价波动剧烈、市场极为混乱。

朝廷财政极为空虚，三司使韩绛提交了一份收支报告，第一句话赫然就是“百年之积，唯存空簿”，当年国库亏空1750万贯，连给老爹宋英宗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了。

韩绛无奈地提出了建议：“不以小吝为无益而弗为，不以小费为无伤而不节。”意思就是不要因为小节约省不了多少钱就不节约，也不要因为小花费花不了多少钱就不节制。韩琦也建议，皇帝以后对臣子的赏赐要降低标准，心意到了就行了。

面对这种“国库枯竭”的现状，赵顼只能无奈下令将老爹下葬的预算削减三分之一，而没能风风光光地安排父亲后事，也成了赵顼刻骨铭心的人生遗憾。

如果说，老爹的葬礼只是让赵顼感到了委屈，那么下面发生的事情更是让这个青年皇帝感到耻辱。

治平四年的六月，陕西转运使薛向、青涧城守将种谔千里传来捷报，说他们击退了四万多西夏军队，招降了党项大贵族嵬名山，新纳入三万多边民、一万余蕃兵，还占领了军事重镇绥州。

对于已经久被西夏袭扰、忍辱多年的大宋来说，这太振奋人心了，我们的青年皇帝也是非常激动，要下旨嘉奖，但是立马被一堆大臣给阻止住了。翰林学士司马光反复向皇帝陈述攻占绥州的后患：“国家穷、国库空虚，根本无力支撑军队打仗。”枢密使文彦博、副使邵亢等人也纷纷建议惩罚“挑起事端”的种谔，以平息西夏人的愤怒。

现实困窘如此，无奈的赵顼长叹一口气，只得下旨连降种谔四级官职以示惩处，再给西夏“封赏”加以抚慰，这才换来了暂时的和平。

一次又一次的憋屈激发了这个青年皇帝，他立志要重振朝纲。怎么样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怎么样平定西夏和幽云十六州？他向天下发布了问贤令，急切地想要找到振兴大宋的方法。

现实却是让赵顼异常失望，所有人都在说些废话套话，吴奎在奏折里老生常谈的劝谏皇帝亲贤臣、远小人，翰林学士张方平上书建议皇帝节俭，其他的大臣也都是些选贤任能、爱惜百姓、德育天下的空洞言论。

眼看这些大臣实在是说不出什么新意，赵顼转头就去求教了老臣富弼，面对着这么一个血气方刚、不知世间艰难的皇帝，富弼语重心长地送出了“安内为先”的忠告和“二十年不言兵事”的劝诫。而此时的赵顼一心只想“做大做强、再创辉煌”，根本无法理解富弼话中的深意和远见，于是他失望地离开了富弼府邸，他不知道后来正是由于自己的年轻气盛，让大宋耗尽国力、误入了一条改革歧途。

就在皇帝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些呼吁改革的大臣向皇帝极力推荐了王安石，他们认为只要王安石出山，天下大事就可定了。

当时谁都不知道的是，这次的召见将开启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号称是中华历史上最具“颠覆性”的经济改革、最具“理想主义”的社会工程、最具“现代性”的制度创新，但也是最具“分裂性”的政治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