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在“知人善任”方面的独特智慧，不仅体现于此次对后事的安排上，更是贯穿了他的一生。从早期起事时选拔出众的将相人才，到统治期间合理调配各方势力，他都能做到审时度势、恰到好处，其独到之处令人赞叹不已，这也为汉朝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那风云变幻的大汉初期，朝堂之上暗流涌动，权力博弈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刘邦与吕后之间的明争暗斗更是其中的焦点。在这复杂的局势中，萧何凭借着自己过人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巧妙地周旋其中，不仅化解了一场危机，更赢得了刘邦深深的信任。

自那次巧妙地按照张良的计策进行“自污”后，萧何愈发感到刘邦对自己的信任。这份信任对于萧何来说，就如同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让他更加坚定了为汉朝鞠躬尽瘁的决心。

在这份信任的激励下，萧何更加勤奋地投入到工作中。尽管他当时还在抱病之中，身体的不适时刻折磨着他，但他的心中始终燃烧着对汉朝的忠诚之火。他深知，汉朝初立，百废待兴，每一项政策的制定、每一个规矩的确立都关乎着国家的长治久安。

于是，即使在病痛的折磨下，萧何也没有丝毫懈怠。他夜以继日地钻研律法，凭借着自己深厚的学识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制定出了具有深远影响意义的《九章律》。这部律法犹如一座宏伟的大厦基石，为汉朝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成为汉朝稳定发展的巨大基石。它规范了社会的秩序，明确了人们的行为准则，让国家能够在有序的轨道上运行。正是因为萧何的努力和付出，才为汉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正因如此，后来才有了“萧规曹随”之说。这可不是简单的几个字，它蕴含着深刻的含义。即是说萧何以其非凡的智慧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制定了一整套适合当时国情的规矩。这些规矩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如同精密的仪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汉朝的各个环节。而曹参，在接替萧何的位置成为相之后，深知萧何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对那些规矩进行丝毫的改变。他继续遵循着萧何所制定的规则，延续着萧何的政策理念。这种传承和延续，不仅体现了曹参的谦逊和睿智，更是对萧何贡献的高度认可。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张良、萧何、曹参这些重臣，在刘邦与吕后之间的政治博弈中，无疑是重要的筹码。

他们每个人都凭借着自己独特的智慧和手段，在这场复杂的游戏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张良，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深邃的政治智慧，在关键时刻为刘邦出谋划策，如同灯塔一般为刘邦指引方向；萧何，则在后勤保障和律法建设方面展现出卓越的才能，为汉朝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曹参则以稳健的执政风格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在萧何之后继续引领着朝堂的发展。

然而，当涉及到刘邦欲改立太子这样一个至关重要且影响深远的重大问题时，萧何与曹参等一众大臣的表现竟然与智谋过人的张良大相径庭。

张良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刘邦性格和心思的深刻了解，在应对如此敏感而棘手的局面时，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智慧和策略。面对刘邦抛出的这个难题，他并未像其他人那样急于明确地表露自身的立场和态度。相反地，他选择以一种极其微妙、模棱两可的方式来回应刘邦。

这种独特的处理方法使得张良既避免了因直接表达反对意见而触怒刘邦，同时也未完全顺从刘邦那或许并不成熟的想法。通过这般委婉含蓄的回应，张良成功地在不引起刘邦反感的前提下，为刘邦保留了足够的思考余地和自主决策权。

再看萧何、曹参等一干人等，相较之下，他们表现得就要直白得多了。这些人可不像张良那般心机深沉、智谋过人。面对刘邦打算改立太子这一极不妥当的举动，他们毫无保留地向刘邦直抒己见，毫不掩饰心中所想。

他们之所以如此坚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完全是出于对大汉王朝长远利益的考虑。在他们眼中，如果轻易废除现任太子而立他人，很有可能会在朝廷内部掀起轩然大波，导致局势动荡不安，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这种后果无疑是极为严重且难以承受的。

正是由于他们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以最为直接的方式进谏，言辞恳切又有理有据，才让刘邦内心深处原本坚定无比的决心开始不由自主地产生动摇。毕竟，他也不能全然不顾及大臣们的意见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种种不良影响。

不过，只要张良还没有明确表态，刘邦就还是要坚持这么做的。毕竟，他心里也真的更喜欢赵王刘如意些。在刘邦眼中，刘如意是他心中理想的继承人，他欣赏刘如意的聪明懂事和机灵可爱。他天真地认为，只要刘如意能够继承皇位，大汉的江山就会在他手中顺利地传承下去，未来的汉朝也会在他的庇佑下更加繁荣昌盛。

然而，朝堂的局势瞬息万变，他们每个人都在这场权力的漩涡中努力着，他们的决策和选择都将深刻地影响着汉朝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