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姑娘唱的是实话！”有人喊，“窦娥的冤，就是天下百姓的冤！”灯笼的光映在珠帘秀眼里，她忽然想起初见时他递来的羊皮纸，想起他为她改戏时磨破的指尖。原来这世间最珍贵的，不是脱籍文书，而是有个人，愿意为她与整个世道作对。

至正十年，珠帘秀终于脱了乐籍。不是靠达官贵人，而是关汉卿联合大都三十位文人，联名向礼部陈情，说她“以戏文醒世，功德胜过诵经万遍”。拿到牒文那天，她躲在房里哭了整夜，第二日却把牒文折成纸船，放在护城河里：“我若离了戏台，关先生的戏，谁来唱呢？”

两人依旧在勾栏瓦舍里写戏、排戏，只是关汉卿的本子愈发辛辣。《赵氏孤儿》里，他写程婴献子前的独白：“我一死何足道，只可惜我这孩儿，才三岁大……”珠帘秀唱到此处，总想起自己早夭的妹妹，喉间便多了份哽咽，让台下男人也跟着抹泪。

至正十五年，江南战乱，关汉卿要去杭州访友。临行前，两人在卢沟桥送别。晨雾未散，珠帘秀穿着寻常百姓家的青布衫，替他整了整包袱：“杭州有个叫顺时秀的姑娘，唱旦本也不错，你……”话没说完，就被关汉卿打断：“我去寻些南宋的旧剧本，听说那里的戏班还唱《牡丹亭》的老腔。”

她望着他的青衫消失在雾里，忽然想起他写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其实他哪里是铜豌豆，分明是块暖玉，焐热了她这颗在乐籍里冻了多年的心。

此后三年，关汉卿在江南写了《单刀会》，寄回大都。珠帘秀唱关羽“大江东去浪千叠”时，总觉得词里藏着他对故土的思念。直到有天，戏班来了个江南来的书生，说关先生在杭州病了，床头堆着未写完的《西厢记》。

她连夜收拾行囊，却在出发前被官府拦住——乐籍虽脱，到底还是“贱民”，出大都需有官凭。她跪在礼部衙门前，直到主管官出来，才取出关汉卿送她的端砚：“这砚台刻着‘铁砚磨穿’，是关先生父亲留下的。求大人行个方便，让我去看他最后一面。”

赶到杭州时，关汉卿正躺在客栈的破床上，咳嗽着翻《武林旧事》。见她推门进来，竟像孩子似的笑了：“我就知道，你会来。”他枕边放着半首诗，写着“十年燕月歌声里，几点吴霜鬓影中”，墨迹歪斜，显是病重时所书。

珠帘秀住下来照顾他，每日替他煎药、抄剧本。杭州的秋桂香里，他们说起当年在大都勾栏的日子，说起某个茶客听戏时哭湿了衣袖，说起枢密院的大人后来遭了弹劾。关汉卿摸着她鬓角的白发：“珠子，你老了。”她笑：“你不也成了糟老头子？”

至正十九年，关汉卿在杭州去世。临终前，他把毕生所写的剧本都交给珠帘秀，独独留了首未写完的《双调·新水令》：“偶学念奴声调，有时将白雪调和。”珠帘秀知道，他是想让她接着唱下去，唱这人间的悲欢，唱他们未尽的心愿。

送他入土那天，杭州的戏班都来了，穿白衣唱他写的《大德歌》。珠帘秀没哭，只是把那方刻着“铁砚磨穿”的端砚埋在坟前，就像把他们三十年的情谊，都埋进了这方水土里。

回到大都后，珠帘秀收了个徒弟，叫赛帘秀。她教她唱《窦娥冤》时，总会说起关先生写“血溅白练”时，如何在纸上画了十遍血滴的形状。“戏台上的血是假的，”她摸着徒弟的手，“可这世道的冤，是真的。咱们唱戏的，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看见这真冤屈。”

晚年的珠帘秀常去悯忠寺吃素斋。寺里的银杏又黄了，她坐在廊下，看小沙弥们追着落叶跑，忽然想起那年在城隍庙改戏，关汉卿替她拂去鬓角柳絮的模样。风过处，银杏叶落在她膝头，像极了他当年写戏时，落在羊皮纸上的墨点。

至正二十七年，大都城破前夕，八十六岁的珠帘秀在戏台上唱完最后一折《窦娥冤》。大幕落下时，她摸着戏服上的补丁——那是关汉卿临终前替她绣的，针脚歪歪扭扭，却比任何锦绣都珍贵。灯烛熄灭前，她仿佛又看见二十三岁的关汉卿，抱着半卷羊皮纸，笑着向她走来。

“关先生，”她轻声说，“咱们的戏，天下人都记住了。”

如今，当人们翻开《录鬼簿》，读到“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时，总会想起那个在勾栏瓦舍里写戏的书生，和那个把悲欢唱进人心的旦角。他们一个用如椽大笔写尽世间炎凉，一个用婉转歌喉唱出百姓心声，在元朝的风雨里，谱就了一曲属于市井与文人的千古绝唱。

大都的勾栏早已坍塌，护城河的水却依旧流淌。每当秋风掠过卢沟桥，仿佛还能听见两个人的笑声——一个说“珠姑娘，这段词改得妙”，一个答“关先生，明日勾栏见”，穿越七百年的时光，在历史的褶皱里，化作一声悠长的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