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一锤定音。

次日，“星城市—京东本地生活共建办公室”悄然挂牌，设在星城市政务服务中心东侧的一间新装修办公室内。

这个小小办公室，一开局就掌握了两项关键权限：

一是调度算法可视接口；二是星城市对平台补贴政策的匹配审批权。

没几天，美团的区域经理就嗅到了不对劲。他们发现，京东秒送的订单量暴涨得诡异，尤其在岳麓、天心和芙蓉三个核心商圈，京东不仅上了三位数的流量补贴，连骑手招募也开出了“日封顶补贴+周保底绩效”。

更要命的是，京东在星城市推出了一项“协作骑手”政策：

只要愿意加入星城市“即时就业专项档案”的骑手，由凡星出资为其垫缴五险一金，并享受市政骑手驿站免费休息、免费热水、全天电动车换电等福利。

这简直是“平台+政府+资本”三方联合围剿。

美团区域负责人立刻将情况上报北京总部。一天后，美团立即宣布在潇湘全省推行“服务商改革”，表面是下放管理，实际上是转移社保责任，切断工伤风险。

而李一凡这边，则直接让星城市数据资源局给出了意见：凡未明示骑手社保方案的平台，将无法接入本市统一骑手信用档案体系，并在星城高频场景（如医院、商圈、学校）内降低搜索展示频率。

换句话说，美团如果不改，就会被限流。

这一举动引起了全国媒体的注意。

短短两周内，财经、It、社会类头部账号相继发文，《星城市试点外卖平台共治机制》《骑手也有“编制”？》《即时配送不再是资本的无人区》等评论刷爆社交平台。

而真正的高潮，则是在李一凡亲自主持的一场闭门汇报会上到来。

星城市数据办负责人带着一份刚刚跑完的骑手轨迹分析报告，语气激动地说：“书记，我们调取了过去一个月京东与美团骑手的轨迹数据。美团在配送路径上‘压缩时间带’明显，三成订单存在时间不合理压迫；而京东尽管配送时效略慢，却事故率下降了近一半！”

李一凡点头：“那就下一步，推动‘算法备案制’。”

一语惊人。

“任何外卖平台在本市接单调度，其算法必须向市数据资源局备案；涉及高风险骑手调度场景，必须提前标记并作出人工干预预警。”

这是全国第一次，地方政府试图将“算法”这一隐性控制权，纳入显性治理流程。

而背后，站着的则是李一凡主导的“城市算法治理实验室”——一个几个月前悄然成立，却尚未公开的影子团队。

美团坐不住了。

他们迅速派出高层前往星城，提出“愿与政府共同建设骑手权益平台”的合作意向。但李一凡只淡淡回了一句：

“规则我们已经开始写了，欢迎你们加入，但我们不会等你们。”

京东的反应更快。4月初，刘强东亲自穿外卖骑手服、骑电动车送外卖、与星城五十位骑手一起吃饭的照片刷遍全网。“老东送外卖”的视频在星城市政务号上点击突破千万次。

而就在这场“舆论狂欢”背后，李一凡悄然签发一份“专项产业引导资金调拨通知”：

星城市将为“即时配送场景数字治理”专项提供5000万元资金扶持，用于支持算法安全、骑手社保、平台治理三大方向，由凡星投资牵头执行，数据办、交通局、发改委三部门联合监管。

午后，阳光正好。市委会议室外的走廊上，李一凡独自站着，看着骑手在楼下小广场的训练演练。

“外卖，是战场。”他低声自语，“不仅是民生的战场，更是产业治理的第一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