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潇湘省委八楼，午后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长长的会议桌上，照亮了一张张或沉静、或沉默的脸。

这是一次非例行的省委专题协调会，议题却异常敏感——关于机制复制的第二轮试点选址，以及相关干部队伍的“先行调整建议”。

会议由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尚民主持，列席的，除了组织部长许宏志，还有省纪委书记王平、政法委书记韩士同、副省长唐志衡，以及来自三地市的书记和组织负责人。

氛围很微妙，所有人都知道：这不只是一次政策协调会，这是一次政治站位筛查会。

李尚民扫视全场，缓缓开口：“第一轮机制复制以邵陵为起点，省委高度关注，目前各方面反馈积极。但第二轮，我们不能盲目扩张。”

“建议由组织部初步拟定试点建议名单，优先考虑中部三市——衡洲、怀远、潭宁。”

许宏志点头：“衡洲干部队伍结构相对合理，财政体系完善，且此前参与过星城数字财政平台对接，是理想的第二批样板点。”

他话音刚落，省纪委书记王平缓缓开口：

“我认为，不能只看数据逻辑，也要看干部生态。”

“衡洲表面干净，实则权责界限模糊。机制复制进去，很可能触动某些固有利益。”

“若干部系统不能匹配，机制再完美也会跑偏。”

这是明显的“技术派”与“制度派”之争。

再往深一层——谁来定点？谁的人先进入？谁控制第二批机制主导权？这才是真核心。

李一凡没出现在会场，但他的名字，一直像风一样飘在会议室上方。

“星城经验是成功的，但不能照搬。”副省长唐志衡坐在末席，淡淡开口。

“机制不是万能钥匙，星城模式是在地方强势推动下形成的，别的城市干部，未必接得住这个节奏。”

他这一句话，实质是借“节奏”反对李一凡的复制路线——对的是机制，打的是人。

许宏志神色不变，翻着文件，一言不发。

而真正压轴的人，是赵建国。

他缓缓翻开资料，抽出其中一页：

“衡洲市委组织架构三年未动，平均年龄48岁，一级调研员比例超省均线12%。”

“上一轮省级巡视时，反馈最多的不是腐败问题，是‘干部系统老化、激励无力’。”

他抬眼扫视会议室，淡淡道：

“你们要不做机制试点，那就按旧办法，继续稳着。”

“但别到时候又说‘干部没人接班’。”

会议室再次安静。

没人敢接这句话。

就在此时，中央组织部政策机制司发来一份简报，送至潇湘省委。

简报主题只有一行字：

【关于推动地方机制模型升级为国家治理模块预研通道建议草案】。

全文不过六百字，却包含三个关键点：

1. 星城市机制模型已进入“成型观察期”；

2. 潇湘省复制计划纳入“制度可迁移性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