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良乡大捷”的消息以雪片般的速度传回京师时，整个城市都为之沸腾了！

官方的塘报和由厂卫控制的邸报，用尽了赞美之词，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崇祯皇帝如何御驾亲征，坐镇李家村大营，指挥若定；靖南伯黄得功如何奋勇当先，定西伯唐通如何调度有方；最终以不足十万之众（实际可能更少），一举击溃了号称二十万的流贼刘芳亮南路大军，甚至还“顺带”击退了小股遭遇的“东虏”（鞑清）游骑！塘报上更宣称，此战斩获流贼重要头目及精锐老营兵首级达两百余颗，缴获旗帜、军械无数！

这如同神话般的战果，震动了整个京师！消息迅速传遍天下，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讨论。起初，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对朝廷和官军早已失去信心的士绅官员，对此消息都抱着强烈的怀疑态度，认为这不过是朝廷为了稳定人心而刻意夸大的宣传。然而，随着前线陆续送回的“捷报”细节（包括唐通等人缴获的流贼和部分清军的首级、装备）得到确认，人们不得不相信——大明，似乎真的打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仗！

一时间，京城百姓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认为这是上天庇佑、大明中兴的吉兆！连日来因瘟疫、动乱而产生的阴霾，似乎都被这场突如其来的胜利冲淡了不少。然而，在士林之中，尤其是与东林党、复社关系密切的文人群体里，反应却极为复杂。他们一方面为流寇主力受挫而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却又对这场胜利是由那位他们日益厌恶、甚至恐惧的皇帝所主导，并且极大地提升了皇帝的威望和军方的地位，而感到五味杂陈，甚至隐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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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利用胜利果实、进一步巩固自身权力和推行改革的机会。他深知军心士气之重要，更明白自己之前在李家村大营许下的承诺，必须立刻兑现。

“传旨！” 在接受百官朝贺之后，崇祯立刻下达了旨意，“凡在此次良乡之战中，作战英勇、表现突出之将士，无论原属何营何卫，皆按军功大小，予以破格封赏！其中，功勋卓着者，可准其本人及其直系子弟，脱离原军户或佃农身份，转为民籍，编入地方保甲，准其自由婚配、迁徙、应试！此乃朕对忠勇将士之酬功，亦是为激励三军效死之心！”

这道旨意，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巨石，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引发了轩然大波！

允许立功士兵及其子弟脱离军户、佃农身份，成为自由民？这在江南那些坐拥万顷良田、依靠大量佃户和隐形军户（许多卫所军士早已沦为将领或地方豪强的私人佃农）生存的士绅地主们看来，无异于是挖掘他们的根基！他们立刻意识到，这不仅会让他们失去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控制，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皇帝连祖制身份都可以随意更改，下一步，是不是就要清查他们的田产，向他们这些“不纳税”的特权阶层开刀了？！对皇帝近期一系列抄家、集权举措本就心怀不满的江南地主们，此刻更是感到了切实的威胁！

他们不敢公然反对皇帝的“恩旨”，便立刻通过各种渠道，向他们在朝中或士林中的代言人——复社的士子们施加压力。于是，各种看似“忧国忧民”的言论便甚嚣尘上。复社的领袖们或撰文、或集会，表面上赞扬皇帝仁慈，实则大谈“祖制不可轻改”、“身份各有其序”、“骤然变更恐致天下大乱”，暗示皇帝此举虽是“善意”，却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动荡，以此来表达他们对皇帝新政的强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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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京师，一些残存的、尚未被彻底清洗的东林书院背景的官员和士子，如在士林中颇有名望的候方域等人，更是毫不掩饰他们对崇祯皇帝的鄙夷和不满。他们公开在各种场合批评此次“良乡大捷”名不副实，认为不过是侥幸打赢了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将胜利归功于流寇内部生变或是鞑虏的意外介入（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全部真相），完全是皇帝运气好罢了。他们甚至放言，这位崇祯皇帝，虽然看似手段狠辣，实则志大才疏，与汉唐雄主相比，简直有云泥之别，根本不配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