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穿着长风衣的高个男人走进来，脸藏在帽檐与烟雾后面，只留一双锐利的眼睛。

他手里拿着一张纸，冷冷地看着我。

“净空，你是不是还想跑？”

我看着他，没回答。

他笑了：“不说话？不说话就是没反省。你知道厂里对你多仁慈吗？”

我冷笑：“如果你们仁慈，那地狱就是疗养院。”

他盯着我，片刻后说：“厂领导决定给你一次机会，再教育。”

“许洪亮呢？”

“他？”他指指角落里那个瘫软的身影，“看他表现。”

我知道，所谓表现，无非就是——听不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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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拖出冷库时，阳光刺得我几乎睁不开眼。

短短三天，我的脚底溃烂、指甲发紫、牙齿因夜里咬紧而掉了一颗。

许洪亮几乎被人抬出来的。

我们就像被从尸体堆里捞出来。

而这一切，只是厂方所谓的“特别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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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我们被送进“精神重训室”。

它是新厂房后建的一层平房，窗户全封，房间密闭，墙上贴着“感恩厂区”“服从管理”“再犯从严”标语。

一台老旧电视机，循环播放厂长演讲录像：

“我们用爱打造制度，用心呵护你们的未来……”

我听到想吐。

桌上堆着几十张“忏悔模板”：从“逃跑声明”到“思想汇报”，一应俱全。

每人每天必须写八小时，不写就不给饭。

写得不好，就由“辅导员”审阅并重写——所谓辅导员，是几个脸上纹着字的退伍大汉，皮笑肉不笑。

“你如果觉得恶心，那你还不够恶。”

我那天晚上写了十二遍，手指写到流血。

但我不是写给他们的，我是在写给自己看的——记录下这一切，不是为了服从，而是为了将来能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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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灯熄前，一名年纪比我大的工友凑到我耳边，低声说：

“你是净空？”

我点头。

他看着我眼神不善：“小韩的事，是不是你搞的？”

我心头一震：“什么事？”

他冷笑：“他昨天被抬出来，左眼肿成球。你是他逃跑的‘战友’吧？我劝你一句——别害了别人。”

我浑身冰凉。

小韩，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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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睡不着。

墙角有条水泥裂缝，我拿筷子一边刮一边写：

“韩一鸣，左眼受伤，被审讯未死……他们不会放过他……”

我不是想救他。

我是想记住——这里还关着活人。

人不该死在无人知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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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我没有做梦。

因为梦都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