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登基的第二年，改元“崇宁”，取“尊崇熙宁”的意思。随着朝堂新政气候的逐步转暖，蔡京知道，属于自己的时运终于等来了。

崇宁元年二月，赵佶擢升蔡京为端明殿学士；三月，将蔡京载提拔为翰林学士承旨、仍兼修国史；五月，再晋升蔡京为尚书左丞。与此同时，宰相韩忠彦与曾布因为无休止的争斗与倾轧，引起了赵佶深深的反感，最终两败俱伤、均遭罢相。

七月，赵佶在延和殿赐座，正式将蔡京扶上宰相高位，经历几十载春秋沉浮，蔡京终于正式登临大宋官场的最高峰。这一天，赵佶对蔡京说：“神宗创立新法，先帝哲宗继之，却又两遭变更，我现在欲继承父兄之志，你能帮助我吗？”

蔡京立刻起身，伏地顿首：“臣一定鞠躬尽瘁，尽死效忠。”这一幕，看上去着实是一副君有志、臣忠心感人至深的画面，但实质上，早就活成人精的蔡京肚子里面有着自己的小九九。

当上宰相的蔡京可谓是权倾朝野、风光无两，但几经沉浮的他深深地明白，要想坐稳相位，得赶紧挣钱，得赶紧满足那个艺术皇帝的穷奢极欲，这样才能死死抱紧皇帝这个最大佬的大腿，才能久立官场而不倒。

不久后，蔡京放出了大招，推出了极具他这个时代特色的“新法”——对盐茶专卖、货币制度、漕运与方田法进行改革。仔细看来，蔡京“新法”的多个措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搜刮，在此时，所谓新法仅仅是借了王安石新法的一个名头，敛财才是真实目的。

拿茶法改革来说，以前是政府把茶叶全都收归过来，再卖给茶商。现在蔡京改变了专卖模式，政府只控制茶引，茶引是什么呢？就是茶叶的买卖份额，茶商买了茶引之后，就可以在份额内去贩茶、卖茶。

蔡京的茶法监查之严可谓滴水不漏，不仅靠卖茶引攫取高额利润，还令商人重复买引，如商人在陕西贩茶，除了在京师买引外，还得在陕西再买引，“是一件茶得两重卖引钱”，而且“余路依此”。

再比如钱法改革，他大量超额发行“交子”，但是蔡京所考虑的显然并没有我们的前太后刘娥那么多，他发行的纸币不仅不与商品总额挂钩，而且连基本的存款准备金都没有，这就导致市面流通的纸币远远超过了大宋所有的铜钱数量，百姓们根本无法凭票兑现。交子的实际购买力也一跌再跌，市场公信力就此失去，就这样，已经正常运行八十多年的大宋交子被蔡京搞废了。

然后他在全国发行了大量的当十钱、夹锡钱和钱引，“当十钱”是只用六个钱的铜量铸造的，政府却严令当作十个钱使用；夹锡钱里面掺杂了大量不值钱的锡，使得钱币价值大大缩水。这些本来就是王莽时期失败过的币改措施，蔡京施行后不久，果然货币秩序就陷入了混乱，紧跟着就开始了恶性通胀。

但不管民间多么疾苦，这一通组合拳打下去，“天下赋入之数悉倍于前”，国库盆满钵满，把赵佶高兴得合不拢嘴。而这么多钱花在哪里呢？蔡京把钱主要花在了两个方面。

这第一个是花在了社会福利上。在蔡京的主导下，大宋每年耗费数千万两白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的社会福利制度，设置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不同类型的社会福利机构，这全面的福利政策几乎涵盖一个人的出生到死亡所有时段，让千万穷人因此受益。

先说居养院，相当于现在的福利院，蔡京在各地州县都进行了设立，用来收养孤寡老人、残疾人士、流浪乞丐、贫困人口等群体。这居养院给的标准是相当的高，州县要给居养院配备炊事员、勤杂工、保姆、乳母，添置絮被衲衣、炊具饮膳。对于居养院中收养人的口粮、日用钱、冬季柴炭钱，朝廷也都有具体规定。

再看安济坊，这是古代全额公费医疗的医院，专门给穷人、伤残军人治病的地方。崇宁五年，朝廷下诏要求，凡户数达到千户以上的行政单位，都必须要设立安济坊，“务使惠及无告”，穷苦人可以在里面免费拿药治病，也可以直接住院治疗。

然后说说漏泽园，崇宁三年，蔡京上书奏请“今欲推广先志，择高旷不毛之地，置漏泽园”。这类似于现代的福利性公墓，由政府出面安葬因各种原因不能入葬的人。

对于安葬的标准，朝廷也有着很高标准的规定，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应葬者，人给地八尺，方砖两口”。每个死者，在园中画地八尺，下挖三尺，在方砖上记载死者姓名籍贯等为标志，并且按照《千字文》文字为序赋予编号。管理者要画好图籍作为档案保管，监司以图籍作为检查核对凭证。

这些耗费巨大的惠民政策，在现代的很多国家都会因为重重阻碍而很难实施，很难想象在九百年前北宋的昏君赵佶一朝，居然被一个举世公认的大奸臣蔡京在全社会推行了起来。

而这一系列政策也被后世很多人赞许，甚至还有人因此夸赞大奸臣蔡京是超越时代的改革家，史学家们对这一奇特现象百思不得其解，为此取了个名字叫“蔡京悖论”。

“蔡京悖论”已经争吵了千年，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尝试解答一下这个着名的悖论。

现在的我们一听说北欧的高福利就羡慕不已，那么是不是只要竭尽所有去满足社会生活的一切要求、只要是高福利社会就一定是好的呢？——真不一定，首要条件就是你得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才能搭建得起高福利制度，你还得有钱去支撑后续庞大的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