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双方的争论并没有因此平息下来，反而愈演愈烈。虽然王安石这时还没有执掌大权，但山雨欲来风满楼，皇帝与王安石显然已达成变法的默契，一帮保守的士大夫也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千方百计地想要阻止变法，所以从各个方面反对王安石一党，这就是阿云案的背景。

紧接着，以王安石、司马光两人为代表的双方又展开了“郊赐之争”。如果说“阿云案”只是在双方理念分歧上进行辩驳，那么在熙宁元年八月间发生的“郊赐之争”，则是让理念不同的双方彻底划清了阵营。

按照宋朝惯例，每年在南郊祭祀之后，皇帝就要对群臣和将士进行赏赐，因为人数众多，这笔赏赐历来都是一笔较大的财政支出。而熙宁元年这一年的郊赐让皇帝非常犯难，发钱吧，国库没钱了，不发吧，下面马上就会怨声载道，于是赵顼就向大臣们征求意见。

大多数人认为，该咋发咋发，不能有伤皇帝尊严。而司马光却不以为然，他提议郊赐减半，如此既节省了费用，又体现了皇帝的仁爱之意，一举两得。

而王安石与司马光意见相左，两人在朝堂上展开了激辩。司马光说：“现在国用不足、多处旱灾，我们当节省冗费，减少郊赐数额，此乃立国之道！”

王安石不屑一顾地说：“国家富有四海，郊赐所费无几，吝啬几个小钱，搞得朝廷失了体面，绝对是得不偿失。”

司马光立即反问：“国家没钱，你从哪变出钱发郊赐呢？”

王安石自信地答道：“国用不足，那是未得善理财之人的缘故而已。”自此，他说出了一句震铄古今的豪言壮语——“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很不以为然地反驳：“这是纯纯的歪理邪说，世上的财富是一个固定数额，官府这就是在变相掠夺民间财富。”他认为，这就好比几个人分蛋糕，蛋糕就这么大，分给你的多了，那其他人能分到的就少了。

这俩人引发的后续争论延续了整个北宋，乃至现在。现代的国家治理经验告诉我们，“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比如采取加快资本流通、扩大生产规模、刺激金融流转等等，但问题在于，处于一千年前宋朝的王安石会懂得宏观经济管理吗？

答案显而易见——他懂，在那天“郊赐之争”的朝堂上，王安石随之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己的变法理论。他说了很多，也很复杂，后来历史学者黄仁宇曾经对此做过一个较为通俗的总结：“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从后来实施的政策来看，王安石变法思想其实已经具备了现代凯恩斯经济学的雏形，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把国家经济这个“蛋糕”做大，同时也把刀伸到地主官僚的盘子里，切除掉富人阶层过多的资产。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一千年前的开封皇城里，皇帝听着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辩论，必然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之前，整个朝廷解决财政困境的思路一直是“节流”，全国人民连着皇帝一起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至于节省到什么时候那是不知道的，什么时候能攒出军费去平西夏、收幽云那更是遥遥无期，现在突然有人告诉他，原来还可以这么经营管理国家，让他不禁拍手叫绝。

那一天，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延和殿争辩了大半天，各不相让，谁也无法说服谁。此时已然释解心中困惑的赵顼笑嘻嘻地打了个圆场：“司马光说得很有道理，但是这次如何以君主身份答复臣民的请辞郊赐札子，则采纳王安石的主张。”

这一次郊赐之争的胜利，代表着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彻底被皇帝接纳。我们年轻的天子燃了，他火热的眼神里充满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似乎已经站在了那遥远的狼居胥山之巅指点着万里河山。

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也就要拉开帷幕，如果说大宋是一艘海洋里的渔船，船舱里现在只有一堆昏昏欲死的沙丁鱼，那王安石就是一条健壮的鲶鱼，必将让大宋发生不一样的激荡和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