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均公田”。当时各地政府都配有公田，公田的租金收入就补贴给地方官，作为养廉费用，但是存在公田分布不均的问题，范仲淹提出应该重新分配外官公田，让大家在真正在收入上实现公平公正，这样才能更加用心地干活。

六是“修武备”，即改革兵制。当时宋朝兵员的单兵作战能力明显较弱，可又不能用恢复汉唐旧制来实现强军，那就需要用人数的优势弥补战斗力的不足，结果又导致了财政负担过重。范仲淹认为，唐代的府兵制继承了古代寓兵于农的传统，值得肯定与恢复，建议在“京畿”厢军先做试点，“三时务农，一时教战”，这样就可以省去专门养兵的费用。

七是“厚农桑”，即加强农业建设。为了敦促各级政府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中央新制定了一套相关考核官员的制度。

八是“减徭役”。合并人丁较少的县，以减少平均到每个百姓身上的傜役；同时大量削减皇宫里一些不必要的耗费。

九是“推恩信”。定期派出督查工作组，专门督查地方是否将中央政策执行到位，一经查实有违反不办的，立即从严从重处罚。

十是“重命令”，即建立稳定的法制。大宋建国八十多年来，四个皇帝立了太多的法律条文，有的还相互矛盾，这就让民众们无所适从，因此范仲淹建议删去那些繁杂不合理的条款，重新颁布可以长久推行的法令。

这十条，即使从现在的角度看来也都是切中时弊的好政策。赵祯接到范仲淹、富弼的奏疏后，非常振奋，立即昭告天下开始变法，着名的“庆历新政”就此拉开了帷幕。

政府此时也快速进行了改组，赵祯任用了杜衍、石介、苏舜钦、尹洙等一大批改革派官员，这里面领头的就是后来被称为“新政三大将”的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韩琦、枢密副使富弼了；台谏方面，选用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一批赞成革新的直臣任谏官。

当年十月，“择官长”法率先施行；十一月，又施行了“明黜陟”“抑侥幸”“均公田”：次年三月，施行“精贡举”；五月，开始“减徭役”。

新政，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

《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横空出世，让大宋官场集体打了个寒战，这封奏疏堪称北宋版的《改革攻坚指南》，字字戳中官僚体系的七寸。庆历三年十月，实施“择官长”新法时，范仲淹取来各路地方官名册，对照考核标准，“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就此撤销了官职，富弼面有不忍，顾虑重重地劝范仲淹：“勾一下那么容易，但是就代表着有一家人会伤心哭泣啊。”

范仲淹则坚定地告诉他：“我如果不勾掉庸官，那就不是一家哭，而是一路人都哭了”，随后他立即下文，将他认为不合格的官员“悉罢之”。

不仅如此，“明黜陟”“厚农桑”“推恩信”等法令也牵涉到大量官员的免职、降职。“抑侥幸”迫使大量的官二代们只能老实赋闲在家，“均公田”“减徭役”大幅减少了很多地方官的额外收入。

那些既得利益的“大鱼们”在暗暗摩拳擦掌，试图反击。他们都是对新政颇有微词，反复上书反对，但起不到什么明显的阻碍效果。眼见对新政内容下手已经无效，这些人团结在了一起又开始对执行新政的人动上了脑筋，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旧党”。

当时的宰相章得象、参知政事贾昌朝，还有一个以前执掌西北军事的夏竦，正是这些旧党的幕后大佬。

这三个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来介绍一下。

宰相章得象的特点就是“有城府”，以前他是王钦若、丁谓“五鬼”阵营的中坚力量，靠着给宋真宗的“封禅”跑上跑下得到了重用。和“五鬼”一样，他也很自私、很注重培植亲信党羽，他的儿子章释之、章约之、章介之、章延之、章修之都被安排得很好，连侄子章柬之、章隐之、章拱之、章望之、章正之、章申之、章和之这么一大帮人都被安排到了重要岗位。

但他却是以“不扶植私人，不结交党羽”着称，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很简单，狡猾的章得象善于利益交换，他和很多高官显贵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你提拔我儿子，我重用你女婿，表面上不任人唯亲，实际上全部是私相授受。这样隐蔽的方式骗过了很多人，其中也包括皇帝。

贾昌朝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狠辣”。他出身名门望族，连续几辈人都做了不小的官，在朝关系盘根错节，而且他心眼极小。你要是不小心惹上了他，他一定会睚眦必报，派出各种党羽去往死里整治你。

夏竦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阴险”。他20岁就考上了进士，走上了仕途，当时宋真宗正在大搞“天书运动”，聪明的夏竦立即看到了政治投机的机会，他跑去结识了天台山“活神仙”张无梦，又跑到京城拜见王钦若，献上张无梦道人的《还元篇》，果然被王钦若大为欣赏，迅速得到提拔重用。

为了上位，夏竦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有人拦着他的上升通道，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搞垮对方，包括伪造证据、制造流言、挖坑埋雷等等，阴招损招层出不穷。

可以看出，旧党的大佬们都是内敛含蓄型的，因此都喜欢待在幕后，指挥爪牙们冲锋在前。眼看革新派的欧阳修、余靖等人控制了谏院，旧党们就牢牢把控住御史台，塞进去一大帮旧党，还让“旧党口舌”王拱辰当上了一把手御史中丞，带领着一帮御史冲在一线和对方针锋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