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王超大军到达目的地天雄军后，刚刚被朝廷派过来担任指挥使的王钦若对他们的到来表达了百分之一千的热情，长街洒水、十里插花的热烈欢迎，然后就是连续十天的欢歌夜宴。但与此同时，王钦若命人分别携带皇帝旨意，奉旨紧急拆分这些军队。

等到欢庆结束，王超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的军队早就被打乱分派到各地去了。光杆司令王超已然是吓得魂不附体，他立即赶赴开封向皇帝负荆请罪。

赵恒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虽然王超该杀该活剐、该灭族，但和议刚刚签订，宋辽双方还都处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适应期，如果现在就处罚王超，那会立马暴露出自己军队控制力不足的软肋，会引起辽国对和议的不满，甚至会让对方再起觊觎之心、另生事端。

于是赵恒以“悯其劳旧”的理由，让王超辞去军职回家休息，又给了他一个名义上的节度使虚职。从此以后，王超再也没有掌握过权力。

影响深远的澶渊之盟就此签订了。后世一直都在就此诋毁赵恒，说他胆小如鼠，在占尽天时地利的情况下还和敌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

然而，这份和议并不是战败之后被迫签订的城下之盟，面对双方争议的领土纠纷，宋朝强硬地表示不让半分领土，只是给了一些岁币，这其实已经算是占了上风。况且这些岁币也不是什么战败国的屈辱赔款，而是以友好邻邦相互馈赠的形式给予的礼物。

如果你我穿越到澶州之战，顶替赵恒去指挥大军，而且真的扛住压力继续打了下去，能不能最后赢呢？

答案是不一定。且不说澶州战场上的辽军兵力和数量都强于宋军，真要是谈崩了，萧绰恼羞成怒孤注一掷和你拼命，还真说不好鹿死谁手；而且当时正值初冬，黄河河面冰层正在慢慢增厚，辽军铁骑再过几天就能直接踏冰过河，届时就可以迂回绕后攻击宋军，或者干脆直插宋朝心脏开封，到时天下大乱，北边坐山观虎斗的王超必然趁机造反。

趁好就收，现在看来未尝不是一种较佳的选择。

实际上我们都在以汉唐盛世为基准去要求赵恒，期待一场酣畅淋漓、封狼居胥的胜利，但这对战力被赵光义大为削弱过的宋军来说，太勉为其难了，何况面对的是已建立中央集权、战力远强于匈奴和突厥的大辽。

对于澶渊之盟，就让我们市侩点，先来算笔贸易账，当时每年大宋的财政收入是四千万两，三十万两仅占其中的百分之零点几，根本产生不了任何财政负担。在开通互市之后，宋朝强大的生产力让自己长期处于贸易的主导地位，每年光从辽国净流入的白银就有八十多万两，另外还可以从草原地区获得牛马羊等大量牲畜。

再来算算战争账，自雍熙北伐之后，宋军由进攻方全面转入被动的战略防御，彻底失去了对外扩张的能力，让重新获得幽云剩下地区的理想成了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宋朝只能处处防御、处处挨打，连能不能保全领土都成了一个未知数。

在这种形势下，宋朝每年花费在边防上的开销是个数以千万计的天文数字，几乎快拖垮了宋朝财政。和议签订以后，宋朝省掉了一大笔军费，极大地减小了财政压力。

盟约签订后，一百多年再未动刀兵，两国更是加强了商品、农业、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融合，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从这方面来说，澶渊之盟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但澶渊之后的一百年，“人人怀安，不复有征战之议”，长久的安定生活让大宋朝廷逐渐安于享乐，失去了忧患意识，最后在面对更为凶残的女真人时，造成了“靖康之耻”的历史惨剧，这中间因果谁又能说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