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就害苦了在君子馆拼死奋战的宋军将士。一支支契丹生力军骑兵轮番上阵越战越勇，对宋军战阵进行高强度的反复冲锋，他们拎着长枪带着极高的撞击力，每一次都重重砸在宋军的军阵上，而又冷又累的宋军将士只是靠着一股信念在咬牙坚持，拼了命地用盾牌和长枪抵住。到了傍晚时分，宋军再也支撑不住，数万人的军队被骑兵彻底冲散，再被分割包围后逐步吃掉。

战争激起的烟尘遮住了夕阳，砍杀声、马蹄声中掺杂着士兵死亡前的哀鸣。随着夕阳的落下，君子馆之战也随之落下帷幕，刘廷让全军覆没，损失达六万余人，高阳关守将杨重进、益津关守将李敬源皆沙场殉国。在亲兵的拼死护卫下，身负重伤的主帅刘廷让只身突出了重围。

辽国方面此战也是惨胜，国舅详稳挞烈哥、宫使萧打里等多位辽军高层战死，战死者四万余人。硬生生吃下宋朝禁军这支最后的精锐，也让辽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后，辽军残忍地割下宋军将士头颅，在君子馆筑成一座座高大的“京观”以炫耀武威。

此战之后，南下宋朝的大门全面敞开，辽军趁势连克深州（今河北深州市）、束城县、祁州（今河北安国），他们在这些地方连日纵兵劫掠。在达到了报复宋朝的目的后，辽军志得意满地班师北返。

此次临阵掉头走人的李继隆，就是几年前力排众议、勇挑大梁打赢满城之战的那个名将李继隆，一直身先士卒、锐不可当的他，此战却仿佛对进攻的指令充耳不闻。这样的人也不止他一个，田重进、桑赞等人都相继抗命不遵，这是咋回事呢？

其实这已经暴露出了宋军的重大问题——“失控”，军队的中枢指挥系统失控了、赵光义本人失控了。

高梁河之战以来，朝廷连续的战略错误和指挥失误所带来的惨痛代价，已经让军队对中央的指令失去了信任，质疑和抗命在广大将士中更是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而这种情况在赵匡胤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此时的大宋军队就像是一个神经信号传导不畅的中风病人，手脚眼脑哪哪都不协调。

雍熙北伐和君子馆之战，是宋朝一年之内连续遭遇的两次惨败。雍熙三年这一年，也成了宋辽军事实力转换的重要分水岭。

前面一场轰轰烈烈的雍熙北伐，“败家子”赵光义又一次挥霍掉了哥哥赵匡胤攒下来的禁军家底，宋朝对辽的军事姿态从战略进攻，全面转入了战略防守。但此时宋军尚存部分精锐，还能在宋辽边界构筑起连贯一体的军事防御。

而君子馆一战，赵匡胤时代所剩的军事能量至此损耗殆尽，整个北部防线被冲击得残破不堪，再无一战之力。

雍熙三年之后，宋朝人从上到下都患上了“恐辽症”。以赵光义为首的高层就此开始在军事上自暴自弃，走上了“重文轻武”的道路，从此武备废弛，让整个大宋朝失去了对外扩张的雄心壮志。

而我们的大宋啊，却是注定多灾多难。屋漏偏逢连夜雨，这边好不容易刚刚把东北的辽国人送走，大宋的西北又出了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