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窝制度访学计划就这样在火中走、在泥中滚。

没有人一上来就成“制度之神”，但每一个人——都在一次次争吵、修正、被骂、被反驳中，学会了一件事：

“制度，是你和他们一起写出来的东西。”

青年访学计划进入第五周时，后台出现一个震动全国的数据：

已有87名大学生制度草案被群众投票通过试行。

其中31项被本地村委会采纳作为次年参考制度版本。

同时建立“访学制度专属编号库”，编号S-F001至S-F087。

每一个编号后面，都是一次代际协商的见证。

蜂窝制度，在制度的火里长出了第二层皮肤：

认知与治理的共识层。

而陈家村的祠堂墙上，悄然贴出一张新纸：

“本村现行运行制度中，40%由非本村年轻人起草。”

“他们是过客，但他们留下了规矩。”

蜂窝“百校千人访学计划”的爆发式成功，令全国震动，但也让某些地方坐立不安。

尤其是那些在制度改革中“面上支持，骨子里排斥”的传统派村干部、区域协调员，开始集体“翻旧账”：

?“蜂窝让学生写制度，不怕出事？”

?“外地人来村里改制度，谁担责任？”

?“制度能让娃娃们来练手玩？”

很快，这种质疑被放大为公开指控。

十二月初，一篇署名为“L县若水村干部联合代表”的长文，出现在省平台的官方留言板上：

“蜂窝平台青年制度试验严重破坏村庄既定治理结构。”

“访学者多为未毕业青年，尚未受系统性管理训练，其制定制度可能存在缺乏合法授权的风险。”

“已造成若干村内争议激化，建议立即暂停该计划，审查其行为边界。”

此贴一出，全网哗然。

舆论骤然分化：

一边是蜂窝的支持者：

?“写制度就要博士学位？那我们农民永远写不了！”

?“孩子们起码敢提案，敢改，谁规定他们没有资格？”

?“制度不是身份，是责任！”

另一边则是保守阵营：

?“你让一群毛孩子主导制度，你敢信？”

?“今天他们写红白事制度，明天是不是该立村纪了？”

?“蜂窝是在搞制度民粹主义！”

在风暴中心的陈家村，却异常沉稳。

张玉英冷笑：“又来了，又要来踩我们。”

“人家怕什么？怕规矩不是他们定的。”

“怕权力不再从上到下，而是从下往上。”

但这一次，陈鹏飞没有让大家直接回怼，而是召集了蜂窝联盟所有核心节点，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主张：

“开一次——蜂窝制度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共议大会。”

地点：陈家村晒谷场。

参会对象：蜂窝所有在运行制度的村代表、群众代表、青年写手、访学学子。

形式：开放式制度辩论+现地投票机制。

主题只有一个：

“谁该有权写规矩？”

会议宣布当晚，全平台震撼。

“写制度的会议，开制度的会？”

“蜂窝疯了吧？要把规矩生死交给大众辩论？”

“要是全村投票否了怎么办？制度要废一半！”

“他们是疯了，但是真牛！”

一周后，冬雪未化，陈家村晒谷场上，搭起简易帐篷，设立制度草案展示墙、群众反驳墙、制度修复区、青年陈述台。

五十余位访学生、三百余位群众代表，聚在场地四周。

村支书坐在最左，老中青三代村民一字排开，戴着耳麦，手上拿着一份重磅提案文件：

《蜂窝制度青年写权·正当性确认机制草案》

内容核心如下：

1.明确15岁以上村民、访学生在制度起草中的合法发言权；

2.制度草案通过需群众评议、返修与投票三重程序；

3.所有失败制度一律归档、不删改、不清理；

4.所有通过制度生效前设七日缓冲期，可由群众提出修改异议；

5.所有制度权责最终归属村共议会平台监督；

而这一草案的主笔，正是来自西川村的两个95后青年——其中一人，正是曾被嘲笑“写制度太离谱”的“猫粮协议”作者。

此刻，他站在众人面前，声音不高，却字字掷地：

“你们可以否我们，但请你们回答一句话。”

“你们年轻时，有没有想过改规矩？”

“你们没写，不是你们不想，是你们没有人鼓励你们写。”

“现在我们有了平台，有了人听——你们不该把我们从写制度的路上赶走。”

张玉英走上台，环顾四周，老眼微红。

“我年轻时没写过制度，我只知道打架、吵架、争田头。”

“现在我知道了，写规矩，比吵架更有用。”

“你们这些娃，在我们最没力气的时候，帮我们接了一棒。”

“我不管别人咋说，我支持你们写。”

“哪怕写得稀烂——也比一辈子不写强。”

掌声雷动。

投票开始。

群众投票采取实名登记制度，仅限本村及制度运行村成员参与。

线上投票开启三小时后，系统后台更新：

投票总人数：892人

同意票：721

弃权票：103

反对票：68

蜂窝制度史上最大一次共议大会，结果出炉：

青年制度写权——正式确立为蜂窝制度基础性权利之一。

不得否认、不得删除、不得贬损，任何群众、访学者、在籍青年，皆可依法提议制度草案。

整个蜂窝平台，后台刷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