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一位分管副组长说了一句话，彻底改变了后续走势：

“这制度有点东西。”

“不是城市设定的‘规矩’，是田野长出来的‘律法’。”

“建议成立专项督导组，试点‘蜂窝机制观察计划’。”

……

消息传到陈家村，是十天之后。

林璐璐接到通知电话的那一刻，整个人愣住了。

“鹏飞哥，省委那边要派调研小组，下个月分批次入村，还要带中央信息中心的人，做一次蜂窝全节点的‘制度流动性现场测评’。”

“你听懂没有？”

“咱们——要进中央制度评估名单了！”

陈鹏飞没什么表情，只问：“这次来，还要改名吗？”

林璐璐摇头：“不要了。连‘蜂窝’两个字，都要保留。”

“他们说——这是全国目前唯一一个‘已形成内部纠错机制、外部支援路径、复盘归档流程’的去中心村级制度网络。”

“原话是：‘能跑、能错、能活、还能教别人错的制度，值得国家支持一次。’”

陈鹏飞点了点头，没说话，只转身走回祠堂，把墙上的一句旧标语撕下，换上新的一张：

“制度，不是等来的。”

“制度，是被干出来的。”

这句标语，拍照上传后，被蜂窝平台的村务员们一夜之间刷成了新首页口号。

蜂窝网络，也进入了新的运行模式——

“内守秩序，外放火种。”

陈鹏飞布置了三件事：

第一：所有节点村每周必须召开一次“制度错误复盘会”，每次记录三条最小错误、两条修复建议、一条失败流程图。

第二：建立“制度野史档案库”，将那些失败过、争议大的、被民意推翻的制度——全数保存、去标签、开放阅读。

第三：启动“百村讲习逆推计划”——从蜂窝外的非成员村中选100个做“陪走试点”，每个节点村认领一个，以“结对子”的方式推动制度扩散。

这项计划，后来被媒体命名为：

“制度反哺工程”

但蜂窝自己内部管它叫：

“火种再起。”

……

七月初，第一批陪走村开始报到。

第一批是来自豫西、川北、鲁南、皖北的4个非成员村，条件极差，甚至有的村连统一的议事制度都没建立过。

但他们来了。

不是因为蜂窝发了邀请，而是因为——他们听说：

“你们那里，让我们自己写制度。”

“不是教，不是派，不是管。”

“是坐下来，一张纸，一根笔，写我们自己的。”

陈鹏飞迎接他们的方式也简单。

没有领导讲话，没有横幅标语，只有一句话：

“地在这儿，桌也在这儿。”

“你们怎么想，就怎么写。”

“写错了，我们一起改。”

“但——别等人来批，别问是不是规矩。”

“规矩，从今天起，就从你手上长出来。”

陪走计划刚启动，第一批试点村就出了事。

鲁南的青沟村，是个典型的“政策吃惯了”的村子。早年搞过精准扶贫，村民习惯了上面发文件，干部带头干，村里配合签字走流程。谁说话最大？当然是村支书。谁决定干不干？当然还是村支书。

可这次来了蜂窝制度讲习员张玉英，对方第一句话就让人炸了锅：

“今天这会儿，谁家人最多，就谁先提方案。”

村支书老吕拍案：“不行，我是村支书，我来说！”

张玉英笑：“你可以说，但今天咱们走‘议事人制’，不是‘干部制’。你也得排队。”

老吕脸都青了：“我干了三十年村务，现在让我和那些懒人排队？那我干个屁啊！”

村民们一听这话，也不买账了。

“你干三十年，我们也没见村里账单贴几张！”

“凭什么你家每次都能分到头？”

“这次制度是咱们自己写的，凭啥你先说？”

一时间，场面几乎要失控。

张玉英不慌不乱，从桌子底下拎出一块板，砰地放在中间。

“今天写制度，第一条——每家一票，不论你是谁。”

“你要不愿意写，就在这板上写一句话：‘我不信制度，我只信人。’签上名。”

“我给你框子画好，字也预留了。”

她说完，把笔一丢，转身就走。

老吕涨红着脸站了五分钟，最后咬牙坐下了。

他没写“我不信制度”，而是自己提了第一条——

“共田分账按人力算，家庭老小平均记工。”

张玉英看着纸，点头：“好，你这条，我们接收。”

“可你不是支书，是第一位制度参与人。”

从那天起，“制度参与人”的称谓，开始在陪走村里流传开来。

不是干部，不是代表，不是“被选出来的”，而是“真写了、真提了、真签了”的人。

蜂窝平台为此新建“制度参与人名单库”，只要你在制度起草、审核、修订、试行四个环节中完成一次角色转变，就会被永久编号，成为“一级制度公民”。

这不是政治荣誉，也不是奖状，更不是津贴。

可就是因为这一点点认同感，越来越多原本冷眼旁观的村民主动加入制度讨论。

“我提议家有老人优先分早班地。”

“我提议账册贴在村东大槐树旁，大家都能看。”

“我提议不管谁当代表，每半年必须轮换一次。”

这些话，一次比一次真诚，一条比一条朴素，却一条条被写进了制度试行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