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的是你不敢干，不是你没结果。”

张浩听完，低头点点头。

那顿饭吃到很晚。饭后，张浩他们回宿舍时，路过厂门口，看见“蜜果牌”三个字在灯光下清晰明亮。

他停了一下，说了一句：“这个牌子，是他们扛出来的。”

第二天清晨，蜜果学院第四期课程正式开课。

这次不再是经验介绍，而是实训主题：“标准化操作与团队协同”。

陈鹏飞站在讲台上，身后投影的是一张大图：

左侧是分工图，右侧是工序交接图，中间是一张特别大的文字——“把村当厂，把人当股东。”

他望着全场，说的第一句话是：

“咱今天讲规矩。”

“品牌是啥？是你愿不愿意为你贴的标签负责，为你灌的糖浆担责，为你说的每句话买单。”

“做品牌，等于做信用——你这村，值不值五块钱的罐头，就看你敢不敢回头收这五块钱的信。”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和芳兰一起带着学员走完整个灌装流程，每个环节都设“责任登记卡”：

谁操作、操作时长、产出数量、是否合格、后续评价。

学员惊讶：“你们每瓶罐头都能查到是谁做的？”

陈鹏飞笑了：“不能查的就不叫品牌，能回头的才是‘能走远’的东西。”

“很多人说我们封建、慢、村气，其实不是，我们是在为‘透明’付成本。让每个人都敢写上自己的名字——这是自信，不是乡下味。”

午饭时，有人私下跟芳兰说：“我回去就照着你们的标贴方式做，但我爸说那样成本高、速度慢，不划算。”

芳兰答：“划不划算，不看你省下多少时间，而看你能不能省得起良心。”

“你想快可以，但你得扛得住‘快’带来的责任。”

那一天下午，讲堂没有座位空着，连站着的人都不走，生怕错过一句。

课后，一位外县来的人留下便条：“我原以为你们是乡土温情营销，现在我知道了，这是现代管理能力的一种乡村表达。”

那一夜，陈家村没有灯火通明的庆典，也没有媒体采访的热闹。

但在村里的白板上，芳兰写下了一行字：

“第四期课程结束，学员评分满意度98.6%，其中留言点赞最多的一句话是——‘愿我们村，也有这样的讲堂。’”

这句话贴在祠堂门口，被很多村民路过时看见。

有人站了一会，什么也没说，默默点了点头。

陈鹏飞站在不远处，看着灯下那个不大的院子，轻轻对自己说：

“只要愿意听，愿意学，就有路走。”

他知道，这所学院还很小，陈家村也没有变成什么“全国第一”的典范。

可他们已经看见了——只要把真实的经验教出去，把实用的方式传出去，把一种“我们也能”的信念送出去，哪怕只送到了一个村、一户人、一双手，也已经足够。

因为“蜜果学院”，从来不打算为自己立碑。

它只想为别人的土里，埋下一颗能开花的种子。

又过了几天，陈家村迎来了一个特别的访客。

这天清晨，一辆挂着“华南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所”标志的中巴车缓缓驶入村口。车上走下几位戴着眼镜、身着简洁西装的中年人，还有几个年轻助理模样的学生模特，手里拿着录音笔和笔记本。

陈鹏飞早已在村口等候，笑着伸出手：“欢迎欢迎，路远了吧？”

为首的一位教授模样的人握住他手：“陈先生，您好。我是刘卫国，华农乡村振兴课题组负责人，我们是看了贵村和‘蜜果学院’的资料后，特地赶来，希望能现场调研，看看这种‘从下往上生长’的乡村品牌模式。”

陈鹏飞没客套，领着他们先参观厂区，再去学院讲堂，最后在祠堂会议室安排了一场面对面座谈。

“我们不怕看，只怕您们觉得咱太土。”他半开玩笑地说。

刘教授点头，带着一丝认真：“解决了那么多村解决不了的根本问题——人心怎么聚？制度怎么立？合作怎么持续？你们这一套，是我们课题组最想搞清楚的。”

陈鹏飞笑了笑，没多说，领着他们一行人从新建成的车间一路走到封装区。女工们正在流水线上娴熟地操作，果子洗净、分装、封罐、贴标，一气呵成。每一个环节前都有小黑板，标明本班组负责人、当日出品数量和质量反馈。

“你们这套责任制，是怎么推行下去的？”一位年轻研究员问道。

陈鹏飞不慌不忙：“我们起步时没有这些表，是大家凭良心干活。后来货量上来了，必须靠制度才能稳，于是我们就请愿设‘谁干谁签名’制度——贴的标签下面就有工人的名字，出了问题客户能找回人。”

“那工人不怕担责？”

“怕啊，一开始谁都怕。但我们不是让人背锅，是鼓励大家正视每一件自己经手的产品。你只要敢签名，我就敢信你做得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