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乐安人孙叔然（因与晋武帝司马炎同名，故称字）是郑玄门下弟子，被称为 “东州大儒”。朝廷征召他为秘书监，他拒不赴任。王肃撰写《圣证论》批评郑玄学说的不足，孙叔然则撰文反驳并阐释郑学，还为《周易》《春秋》《毛诗》《礼记》等经典作注，另有学术着作十余篇流传。

敦煌人周生烈（复姓周生，名烈）是曹魏初年的征士（被征召的隐士），何晏的《论语集解》曾引用他的义例，其着作收录于《晋武帝中经簿》，在经传注释领域有一定影响。

弘农人董遇，字季直，性格木讷却勤奋好学。兴平年间关中战乱，他与兄长董季中依附将军段煨，以采集野生谷物和贩卖货物为生，却始终随身携带经书，一有空闲就诵读。兄长嘲笑他，他也不改志向。

建安初年，朝廷纲纪稍有恢复，董遇被郡里推举为孝廉，逐步升任黄门侍郎。当时汉献帝委政曹操，董遇早晚为天子讲学，深受信任。建安二十二年，许昌百官中有伪造诏令的事件，董遇虽未参与谋划，仍被牵连到邺城，转为闲散官职。

董遇曾随曹操西征，途经孟津的弘农王（汉少帝刘辩）陵墓。曹操犹豫是否要祭拜，询问左右，无人敢回答。董遇越级进言：“根据《春秋》大义，国君即位未满一年去世，不算正式君主。弘农王在位时间短，又被暴臣控制，降为藩王，不应祭拜。” 曹操于是路过而未谒陵。

黄初年间，董遇外任郡守；明帝时入朝担任侍中、大司农，数年后病逝。他擅长研究《老子》，为其作训注，又为《左传》区分朱墨标记（古代校勘方法，用不同颜色标注异同）。有人向他求学，他不肯直接教授，只说 “必须先读百遍”，并提出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求学者抱怨 “苦于没有时间”，他便说 “应当利用三余时间”——“冬天是一年的余暇，夜晚是一天的余暇，阴雨是时节的余暇”。但因他态度严苛，跟随学习的人很少，其朱墨校注之法也未能流传。

董遇之子董绥官至秘书监，颇有才学；孙子董艾是齐王司马冏的功臣。《魏略》将董遇与贾洪、邯郸淳等七人列为 “儒宗”，评价他们在汉末乱世中坚守学术志节。

《魏略》记载，自初平元年（190 年）至建安末年（220 年），天下分崩离析，纲纪崩坏，儒学遭受重创。黄初元年（220 年）曹丕称帝后，开始重建太学，修补旧石碑，恢复博士制度，下令州郡选派求学者到太学，初期有弟子数百人。

至太和、青龙年间（227-237 年），内外事务繁多，太学生多为逃避劳役而来，虽有千人之众，但博士水平粗疏，无法有效教学。学生冬来春去，敷衍了事，真正钻研学问者寥寥。朝廷考核过于注重文字训诂，忽略经义大义，百人应试，合格者不足十人，导致有志治学之士日益减少，浮薄之风盛行。

正始年间（240-249 年），朝廷下诏讨论圜丘祭祀礼仪，广泛征求学者意见。当时郎官及司徒属吏达两万余人，仅京城就有万人，但响应并参与讨论的人极少。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中，能提笔撰文者不足十人，大多饱食终日而退。

《魏略》感慨：学业衰落竟至如此！正因如此，董遇等学者在荒乱中坚守志节的精神才尤为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