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巳日，沛王曹林薨逝的噩耗打破了这份因祥瑞带来的短暂喜悦。曹林的离世，让魏国皇室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也让朝堂上下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伤。

二月丙辰，高贵乡公曹髦在太极东堂大宴群臣。酒过三巡，曹髦兴致渐起，与侍中荀顗、尚书崔赞、袁亮、锺毓、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人谈论起礼典。话题逐渐深入，曹髦不禁感慨起历代帝王的功绩与品性，他眼神中透着对往昔盛世的向往，缓缓说道：“夏朝衰落之时，后相几乎覆灭，少康却能收集夏朝旧部，恢复大禹的功绩；高祖刘邦出身低微，却能率领豪杰，平定秦、项，统一天下。这两位君主，皆有着非凡的才能与谋略，堪称当世的大贤。依诸位看来，论及功德，谁更胜一筹呢？” 荀顗等人听闻，连忙起身回应。

荀顗恭敬地说道：“陛下，天下乃重器，帝王之位受于天命，唯有圣德之人顺应时机，才能开创帝业。少康虽功德显着，却只是中兴之主，与世祖刘秀可归为一类。至于高祖刘邦，臣等认为他的功绩更为突出。”

曹髦微微颔首，却又提出不同见解：“自古帝王，其功德、言行各有高低，并非创业之君皆优，继承之主皆劣。商汤、周武王、高祖刘邦虽都承受天命，建立帝业，但他们的贤能程度仍有很大差异。少康、殷宗的中兴之美，夏启、周成的守文之盛，与汉祖相比，论德行、功绩，我认为他们更优，而非更劣。只是他们所处时代不同，所成就的功业之名也有所差异罢了。少康在夏朝灭亡后，沦为诸侯的奴隶，四处逃难，九死一生。但他能广施仁德，谋划复国，最终消灭过、戈，恢复大禹的基业，祭祀祖先，光复旧物。若不是他品德高尚、仁爱宽厚，怎能成就这番功勋？而汉祖刘邦，趁秦朝土崩瓦解之势，凭借一时的权势，依靠智谋和武力成就帝业。但他的言行举止，多有违背圣人规范之处：作为人子，多次让亲人陷入危险；作为君主，囚禁贤能的丞相；作为父亲，却无法保护自己的儿子。他去世后，国家几乎陷入倾覆。若让他与少康互换时代，或许难以恢复大禹的功绩。如此看来，少康的地位应高于汉祖，诸位不妨再详细讨论一番。”

次日丁巳，众人继续研讨。荀顗、袁亮等人商议后说道：“三代建国，分封诸侯治理天下。在其衰落之时，没有土崩瓦解的局势，以德怀柔相对容易，以武力征服则较为困难。到了战国时期，各国以强凌弱、相互兼并，道德被弃，智谋武力盛行，所以秦朝的弊端可以靠武力解决。少康广施仁德，是仁者中的英豪；高祖善用武力，是智者中的俊杰。二人仁智不同，确实有很大差异。《诗经》《尚书》中记载殷中宗、高宗，都将他们列为大雅之人，少康的功绩超过这二位君主，理应也被列为大雅。所以，少康更优，正如陛下所言。”

崔赞、锺毓、虞松等人则发表不同看法：“少康虽积累仁德，但他上承大禹的恩泽，内有虞、仍的援助，外有靡、艾的辅佐，而寒浞作恶多端，不得民心，浇、豷也众叛亲离，少康得以复国，有一定的凭借。而高祖刘邦出身布衣，率领乌合之众成就帝业。论德行，少康更优；论功绩，高祖更多；论凭借，少康更容易；论时机，高祖更艰难。”

曹髦听后，耐心解释道：“诸位说少康有凭借，高祖创业艰难，确实如此。但诸位不知，三代之时，依靠仁德成就功勋是何等困难；秦、项之际，凭借武力获取成功又是何等容易。况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高祖虽功高，但他的德行远不及少康。而且，仁者必有勇，诛杀暴徒必定要用武力，少康的威武未必就低于高祖。只是《夏书》大多失传，记载残缺，所以他的功勋美德未能详尽记载，唯有伍员大略提及他恢复大禹的功绩，光复旧物，继承圣业，遵循旧制。若不是兼具大雅之才，怎能做到这些？倘若古代典籍完备，事迹详细，又怎会有不同的看法呢？”

一番话说完，群臣纷纷心悦诚服。中书令虞松上前说道：“少康的事迹，年代久远，文献记载模糊，所以从古至今，议论之人很少提及，他的美德也被埋没。陛下用心探究古代之事，称赞少康的美德，让他的功绩显于千载之后，应当记录下来，流传后世。”曹髦谦虚地回应：“我学识浅薄，见闻不广，担心自己的论述不够恰当。即便有可取之处，也不过是偶然说中，不足为贵，恐怕会被后世贤者笑话，彰显我的愚昧。”于是，侍郎锺会退下后，将众人的讨论整理记录下来 。

夏四月庚戌，高贵乡公曹髦坐在朝堂之上，神色庄重地宣布一项诏令：赐予大将军司马昭衮冕之服以及配套的赤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