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的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电流声，李树林盯着桌面上的台灯，光影在他眼下投出深青的阴影。张建国注意到他的右手腕还缠着纱布，边缘渗着淡淡的血渍——那是崔秀琳临终前留下的印记，此刻正成为dNA比对的铁证。

“从你请假开始说。”张建国的声音像块冷铁，砸在凝滞的空气里。

李树林的喉结滚动，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裤缝：“8月18日下午四点，我跟经理说家里有事，其实是回了镇东镇。我妈在院子里喂鸡，我趁她不注意，从西屋的鱼缸里拿了半卷绳子，还有去年买的白手套……”

他的声音突然低下去，仿佛在回忆那个午后的闷热。蝉鸣声里，他跨上电动车，绳子和手套藏在帆布包里，刀柄贴着后背，那是从厨房顺的——他知道崔秀琳家刀架上有三把刀，中间那把砍骨刀最锋利。

“七点过，天刚擦黑，我翻墙进了她家院子。”李树林的眼神空洞，像是在复述别人的故事，“防盗门的锁早坏了，一推就开。卧室的窗户没关，我进去后把褥子从衣柜顶拿下来，铺在床下。”他突然苦笑，“她总说褥子收在衣柜最上层，孩子够不着，其实我早就看见过。”

张建国在笔记本上记下：李树林对崔秀琳的家居布置了如指掌，甚至知道褥子的存放位置。这不是临时起意，而是长达两个月的观察——从6月入职到8月案发，他有的是机会帮她修灯泡、搬家具，顺便记住每个细节。

“你在床下待了三个小时。”张建国陈述事实，而非提问，“停着她的电动车回来，听她开门、煮面、洗澡、换衣服。她不知道，床底下藏着个等了她三年的贼。”

李树林的肩膀猛地颤抖。三年前，他在另一个受害者床下躲了三小时，听着老人的鼾声，偷走了床头柜的存折。这次，他更耐心：铺好褥子，避免膝盖硌在硬地板上；把手机调成静音，盯着手表的荧光指针；甚至闻着崔秀琳常用的茉莉香波味，计算她在浴室的时间。

“十点五十，她进了卧室。”李树林的声音发抖，“衣服扔在沙发上，电视开着，是那个总演婆媳吵架的节目。她坐在床边打电话，背对着我……”他突然闭嘴，指甲掐进掌心。

张建国知道，那个瞬间是所有悲剧的转折点。崔秀琳的粉色睡衣搭在椅背上，充电器插在床头柜，数据线垂在床边——那是李树林计划中的完美时机，等她睡熟，用绳子绑住，翻找现金。但电话接通的瞬间，一切都变了。

“她突然转身，可能是余光看见我的鞋尖。”李树林的额头抵在桌面上，“那声尖叫……像刀割在耳朵上。她要跑，我本能地扑过去，顺手拔掉数据线绕住她脖子……”

审讯室的空气仿佛凝固。张建国想起现场照片：崔秀琳的指甲断裂，指缝里嵌着皮肉——那是她挣扎时抓挠李树林手腕的证据，而数据线的勒痕，正是法医报告里那道致命的窒息伤。

“你勒住她脖子时，她在喊什么？”张建国追问。

李树林沉默良久，声音轻得像叹息：“她喊‘救命’，还有……‘树林你干嘛’。”这句话像重锤砸在张建国心上——崔秀琳认出了凶手，这个帮她修过门锁、搬过衣柜的同事，此刻正用数据线要她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