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数学系和经管系联合培养的问题，裴瑜却没有急着道谢。

走进北大校园之后，裴瑜对自己的前途思忖再三。

她决没有开历史倒车的打算，作为从大约40年后穿越回来的人，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已经是裴瑜认定的道路。

她了解未来华国经济会如何腾飞，也相信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但是裴瑜不喜欢沉溺于学术的象牙塔中，埋首于西方经济学的故纸堆里，翻来覆去地念叨凯恩斯等人的“经”。

在这个年头，吹凯恩斯还不如吹弗里德曼。

凯恩斯的理论虽然曾经很有影响力，但现在这个年代还死抱着不放，就显得有点过时了。

至少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不仅能解释大洋彼岸的美利坚为什么会陷入经济停滞和通胀并存的滞涨局面，还主张控制货币发行、减少政府干预，和华国逐步放开经济管制、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方向相契合。

不过光是跟着别人吹捧弗里德曼也没什么意思。

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了，也是从五十年代的故纸堆里翻出来的。

到了八零年代的现在，美利坚和英吉利政府方面都已经采取了符合货币理论的政策，里根和撒切尔的经济改革正搞得热火朝天，弗里德曼的理论几乎成了显学。

也就是说，现在若是去跟风鼓吹弗里德曼，只能称得上是跟得上时代潮流，但没有丝毫创新，更无法引领未来，多她一个不多，少她一个不少。

裴瑜可是从21世纪穿越回来的，还绑定了一个金融科技系统，要是她只想着在学术圈里做一个念经型混子，整天跟风往热点方向使劲灌水，写一大堆人云亦云的论文，那也太对不起穿越者这个身份了。她可不想成为穿越者之耻。

这么一想，裴瑜开始认真盘算起来。首先排除数学方向的纯理论研究，虽然她数学底子不错，但整天研究那些抽象理论，离现实太远了。

其次再排除为现行政策辩经的御用文人之路，这种路子虽然能混得不错，但说到底就是个应声虫。

想来想去，裴瑜还是觉得，更适合她的培养方案，应该是产学研相结合的，也就是和产业界的联系越紧密越好。

1986年的华国正处于经济改革的起步阶段，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沿海地区的开放政策吸引了外资的涌入，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正在席卷全国。

如何取得和产业界的联系，是裴瑜目前考虑的主要问题。

现在企业和高校之间的合作远不如后世那样成熟。

许多企业就知道闷头生产，对前沿理论的需求并不迫切。

学术界也更注重理论建构，缺乏专利金方面的利润驱动。

华国的专利法去年才正式开始实施，更何况出台了很长时间后，各种山寨盗版还是源源不绝，甚至可以通过一边打官司、一边侵犯专利来赚钱。

裴瑜开口了，虽然是斟酌了多次的话，仍然有些不自信。

她知道丁校长是北大数学系的泰斗级人物，数学素养肯定比她只高不低。

在丁校长面前，用炫技的方式逃避培养的伎俩只会起到反效果——要么当场翻车，止增笑耳；要么引起丁校长的兴趣，反而更加期待她能在数学理论方面有所建树。这两种结果，都与裴瑜的意图背道而驰。

更何况，丁校长的身份远不止是一位数学家，还是北大历史上唯一的民选校长，既然能在派系斗争激烈的高校中脱颖而出，足以证明丁校长在平衡各方利益、在斗争中寻求发展的手腕了得。

在丁校长这种老辣的人面前，任何言不由衷的表态或虚伪的客套都不过是徒劳，很容易被一眼看穿，留下不好的印象。

与其费尽心思掩饰，还不如诚实一点，向丁校长坦诚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许还能赢得丁校长的认可。

此刻裴瑜的语速不快，虽然话经过多次斟酌，听起来还有些犹豫：“丁校长，高教授，我决定保送到北大经管系，自然是想为华国的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教科书上说，七零年代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尤其是工业体系。这话听着吓人，可我亲眼见过厂里的窘况，觉得一点儿都不夸张。

我的爷爷在京海市第六机械厂工作，我也因此有机会进厂看过里面的大概情况，总的来说确实不容乐观。

京海市可是大城市，可即便如此，厂里很多设备还是五十年代苏维埃援建的那一批老机器。

厂里的叔叔伯伯们常跟我爷爷抱怨，说这些设备早该淘汰了，精度不够，效率低，坏了也没零件修，只能将就着用。

可不将就又能怎么办呢？咱们自己造不出大型的精密设备，进口又受制于外汇短缺和卡脖子问题。

所以工厂里的大型设备只能超期服役，早就不堪重负了。等这些老旧的设备完全报废，后果真的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