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已死，国贼授首。

作为在整个事件中，从最初的示警、到揪出内鬼、再到为诛董计划提供关键分析和建议的幕后“功臣”，按理说，我应该迎来了自己政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事实也似乎如此。

司徒王允对我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和倚重。他不仅在公开场合多次赞扬我的“智略”，更是在私下里，明确表示要擢升我的官职，委以重任。

他甚至暗示，有意让我脱离尚书台度支曹那个卑微的令史职位，直接进入他的司徒府，担任更核心的幕僚或属官，以便更方便地向他提供建议。

一些原本对我这个寒门出身的小吏不屑一顾的朝中官员，如今也纷纷换上了和煦的笑脸，主动与我结交，言语间充满了拉拢和奉承之意。似乎只要我点点头，就能一步登天，跻身于洛阳的权力核心圈层。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功高”与“封赏”，我内心却异常的冷静，甚至……充满了警惕。

“功成身退”？

这四个字听起来很美，但在这个风云变幻、杀机四伏的时刻，真的可行吗？

我清醒地认识到，眼前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洛阳的局势远未稳定，反而可能因为董卓的死而变得更加混乱和危险。

凉州军的反噬： 李傕、郭汜等手握重兵的凉州军阀，绝不会甘心失败。在贾诩（我坚信他仍在暗中活动）的煽动或策划下，他们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其破坏力甚至可能远超董卓。

王允与吕布的裂痕： 这对貌合神离的组合，因为权力分配、性格冲突等原因，反目成仇几乎是时间问题。一旦他们内斗，刚刚建立的脆弱秩序将再次崩塌。

自身的风险： 我在诛董过程中展现出的智谋，固然赢得了王允的信任，但也必然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和忌惮。无论是董卓的残余势力，还是其他潜在的政治对手，甚至……包括王允本人，会不会在利用完我之后，将我视为威胁而除之而后快？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我岂能不懂？依附于王允，看似是一条风光无限的捷径，但在我看来，却可能是一条通往毁灭的死路。

王允虽然忠义，但他的政治眼光和手腕，在我看来，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他对凉州军的处理方式简单粗暴，对吕布的控制也缺乏长远考虑，更对贾诩这样的潜在威胁警惕不足。

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完全绑在他的战车上，风险实在太大了。

我需要的是独立自主的空间，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布局、去发展的平台。而不是成为某个政治派系的附庸，最终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所以，面对王允伸出的橄榄枝，我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包括王允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抉择——婉拒。

当然，我的拒绝方式非常委婉和巧妙。

在一次王允再次提出要提拔我入司徒府时，我恭敬地、甚至带着几分“惶恐”地回答道：

“司徒大人厚爱，晚生感激涕零！然晚生才疏学浅，德行微薄，骤登高位，实难胜任，恐有负大人所托。且晚生于算学一道略有所长，于度支曹核算账目、梳理财政，尚能勉力为之，或可为大人分担些许俗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