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双头鹰的重生：后苏联时代的迷茫与探索（1991-）

第二十九章 休克疗法的阵痛：新自由主义实验与寡头诞生

第二节 拍卖锤下的国家：国有资产大劫案（1993-1996）

一、克里姆林宫的秃鹫盛宴：贷款换股份计划

1993年冬天，莫斯科的雪还未来得及覆盖红场上的最后一片枯叶时，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室里已经弥漫着伏特加和钞票的味道。叶利钦的经济顾问们，那些穿着昂贵西装却眼神疲惫的西方派学者，正在为一项“天才计划”举杯庆祝。他们称之为“贷款换股份”，而那些秃鹫般的银行家们则在心里暗自称之为“世纪大甩卖”。

“同志们，”时任副总理加伊达尔举着酒杯，嘴角挂着比他的改革政策还要单薄的笑容，“我们即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国有资产将通过透明的拍卖流入最有效率的经营者手中，国家将摆脱臃肿的计划经济枷锁，迎来自由市场的春天！”

与此同时，在克里姆林宫外的某个昏暗公寓里，一位失业的汽车工人正用最后一瓶伏特加暖着冻僵的手脚。他的工厂已经半年没发工资，而那些曾经承诺带来繁荣的改革者们，此刻正在用他的养老金作为抵押，为一场豪赌押下筹码。

“贷款换股份”本质上是一场赤裸裸的豪赌。政府将上千家国有企业作为抵押，向银行家们换取贷款。而当这些企业不可避免地陷入资不抵债时，银行家们便以象征性的价格获得企业股份。1994年，当第一轮拍卖落下帷幕时，俄罗斯最肥沃的油田、最现代化的铝厂，甚至那些曾经让苏联引以为傲的军工企业，都像被割下的麦穗般落入少数人手中。

在莫斯科国际拍卖中心，那些银行家们戴着定制的皮手套，用比挑选古董还要挑剔的眼光审视着国有资产清单。拍卖师的锤子每一次落下，都像是在俄罗斯的胸膛上敲下一颗钉子。而那些真正创造这些财富的工人和工程师们，只能在电视机前看着自己半生的心血被以几美分的价格出卖。

二、别列佐夫斯基1亿美元鲸吞西伯利亚石油

1995年10月28日，莫斯科郊外的一栋别墅里，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正用银质勺子搅动着咖啡。窗外，秋雨淅沥，而他的思绪却飘向了西伯利亚广袤的冻土。那里埋藏着足以让整个欧洲温暖半个世纪的石油，而今天，这些黑色的黄金将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别列佐夫斯基先生，”助手推门而入，手里攥着一份刚从拍卖中心传来的传真，“您以1亿美元的价格成功竞得西伯利亚石油公司25%的股份。”

别列佐夫斯基嘴角扬起一丝冷笑。1亿美元？对于一家估值至少50亿美元的企业来说，这不过是买椟还珠。而他之所以能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得手，全赖于他与叶利钦女婿的“亲密友谊”。在拍卖前夜，一份“咨询报告”神秘地出现在评委桌上，上面用醒目的红色字体标注着：“别列佐夫斯基是国家经济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当西伯利亚石油的工人们得知这一消息时，他们正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维修输油管道。一位老工人用冻僵的手指指着报纸上的新闻，声音在呼啸的北风中几乎听不见：“看呐，我们用命换来的油田，现在成了某个银行家的玩具。”

别列佐夫斯基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一幅俄罗斯地图，上面用红笔圈出了他控制的油田、电视台和航空公司。他对着地图自言自语：“这不过是开始，我的帝国才刚刚崛起。”

三、科学家拆解粒子加速器换美元的荒诞交易

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那些曾经为苏联赢得无数科学荣耀的物理学家们，此刻正蹲在实验室的角落里，用扳手拆解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粒子加速器。他们的工资已经拖欠了八个月，而黑市上的美元比黄金还要珍贵。

“同志们，”一位白发苍苍的老院士颤抖着双手，把拆下的精密零件递给窗外的收购商，“这些设备在西方能卖个好价钱。你们看，这是苏联最尖端的科技，现在只换1000美元。”

收购商是个操着乌克兰口音的中间商，他熟练地用美元钞票换取这些凝聚了几代科学家心血的设备。他的买家是以色列和美国的高科技公司，而这些零件最终将被用于制造更先进的武器和芯片。

在研究所的图书馆里，一位年轻的女科学家正用颤抖的手翻阅着旧报纸。她看到一则新闻标题：“俄罗斯科学家流入华尔街，为对冲基金设计数学模型。”她合上报纸，泪水滴在了那张刊登着杜布纳研究所辉煌历史的老照片上。

当夜幕降临，杜布纳的街道上，那些曾经驾驶月球车、设计核反应堆的天才们，提着装满美元的塑料袋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们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回响，像是为一个逝去的时代敲响的丧钟。

四、拍卖锤下的国家：1996年的最后账单

1996年元旦，莫斯科的烟花照常绽放，但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这个新年毫无喜庆可言。国家税收比上一年下降了40%，而那些通过“贷款换股份”暴富的寡头们，正在用美元装满他们的私人飞机。

在叶利钦的总统办公室里，经济部长索斯科韦茨摊开一份报告：“总统先生，国有资产流失已超过70%，国家财政濒临崩溃。那些通过拍卖获得企业的人，几乎没有一家在纳税。”

叶利钦揉了揉太阳穴，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窗外，红场上的积雪反射着冷光，像是这个国家正在冻结的希望。“我们本想建造一座通向繁荣的桥梁，”他低声说道，“却没想到这是一座通往深渊的单行道。”

与此同时，在圣彼得堡的一间地下室里，一位失业的造船工人正用最后的伏特加与朋友碰杯。他的工厂已经被某个寡头改造成赌场，而他曾经引以为傲的技能，现在只能用来修理漏水的下水道。

“同志们，”他举着酒杯，声音里带着苦涩的笑意，“为我们的自由市场干杯。它让我们用半生的劳动换来了几瓶伏特加，却让那些秃鹫用几美元买走了整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