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办公厅北楼，夜色中依旧灯火通明。

一份来自省委组织部的信息汇总报告正在通读会上传阅，页码编号高达74页，数据密密麻麻。文件封面上印着四个字：

“趋势性分析。”

报告没有一处出现“李一凡”的名字，但整份内容指向分明：干部系统正呈现出一种结构性适配潮。

赵建国靠在会议椅背上，眉头紧锁。他的目光，落在摘要页最后一段：

“机制化适配，不等于组织忠诚转移。但干部系统的路径依赖正在悄然重构。”

“未来组织系统的‘管理重心’，可能不再是干部，而是制度。”

许久，他低声问：“如果干部系统认的是制度，而不是组织，那我们组织还有什么用？”

没人回答。

组织部副部长李永中语气谨慎地说：“李一凡的机制，并未脱离组织轨道，反而将纪检、人社、组织三套系统捆绑为机制运行保障。这也是为什么干部系统会有安全感。”

赵建国没说话，指尖轻轻敲着桌面，像是在思考。

半分钟后，他开口：

“安全感，来源于习惯。”

“但这个习惯，如果不由省委控制，是不是迟早会长出自己的意识？”

这句话，在场几人都听明白了。

不是担心“李一凡”，而是担心**“机制自我生成”**。

那将意味着——省委不再拥有“意识源代码”的控制权。

……

三天后，省委召开一场题为“基层治理适配与组织机制匹配性调研成果通报会”。

会议形式看似常规，实则释放了一个极强信号：省委要对机制“建立归口管理预案”。

陈松年在会上提出：“建议将全省机制试点平台，统一纳入省级机制成果协调办公室，归口至省委政策研究室牵头，确保机制不形成自主治理单元。”

这等于是试图将“机制成果”从李一凡构建的操作系统中分离出来，重新纳入省委主导权结构。

许宏志没有明确反对，只提出：“机制成果归口管理，可以考虑。但制度结构本身不应被政治操作侵蚀，应由标准体系主导。”

一句话，堵死了“变相权力夺位”的路径。

赵建国望着满桌材料，忽然沉声道：

“机制，是我们应对不确定的武器。”

“但如果它本身变成了不确定，那怎么办？”

没人回答这个问题。

……

星城市委制度研究组内部，一份代号为“镜像计划”的制度文件正在秘密讨论。

这是一套干部系统学习平台与机制评估模型，本质是：构建一个自动训练机制认知路径、制度习惯与绩效回环的闭环模型。

——系统不再依赖主观指令，而是将“制度适应力”变成干部考评标准的核心权重之一。

在模拟测试中，这套模型已经完成了对247名中层干部的“制度熟练度评分”，将制度适配行为标准化，并与组织系统兼容。

这一切，李一凡没有一句公开表态，但他背后的制度团队，正在完成一场组织秩序的深度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