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省委办公厅，次日上午。

一份标题为《星城市制度运作保障机制说明函》的文件被正式列入省委办公室每日阅办通报。虽然格式严谨、措辞克制，却在系统内部引起巨大震荡。

文件内容极度精细：

?\t明确列出星城市“机制试点权”所依据的中央授权条款，附上中组部与发改委批复时间点；

?\t说明财政、人社、组织三线协同流程，以可视化流程图展示“权责分离—风险共担—结果可溯”机制；

?\t甚至连改革失败容错备案机制，都被拆解为八大审批项、三道责任屏障，精确到每一级科室与岗位编号。

省委政策研究室一位副主任看完后说了一句：

“这不是说明函，这是‘制度作战白皮书’。”

“不是为省里解释，是为中央汇报准备的。”

另一位副秘书长则低声补了一句：

“星城市这是——主动立规，对抗省规。”

文件送至赵建国案头时，他没有立即看，而是慢慢点燃一支烟。

窗外阳光正好，但他眼神却极冷。

这是他担任潇湘省委书记以来，第一次遇到一个人，不是在政治上“不服管”，而是在制度上“无法管”。

李一凡没有越权、没有出格，甚至每一步都踩在中央文件的条文上，却又步步绕过了省委的结构性牵制。

赵建国终于低声说出一句话：

“他不靠权限获取权力，他靠机制扩大势能。”

“而这种人，体质最难驾驭。”

……

省委常委会临时召开非正式小组会议。

会议并未设定明确议题，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一次赵建国将就“星城市机制反应”给出初步定性。

陈松年照旧最先开口：

“机制是好的，但如果不加节制，省里以后所有地级市都会以‘试点’之名，架空协调系统。”

“我建议——设立省级制度边界协调组，由组织、财政、政法三条线参与。”

这句话，看似缓和，实则提出了**“省级设限”**的替代方案——不叫压制，不叫否定，改称“协同管理”。

许宏志却摇头：

“我不反对设协调机制，但设机制不能带着‘防主角’的心态。”

“一凡同志所有制度文件，至今未出现一例组织违规、财政越界、纪检风险。”

“他在做的是制度建设，而不是权力突破。”

政法委书记杜兴林第一次开口，语气冷静却意味深长：

“从政法视角讲，我也没看出他越线。”

“但问题是——如果以后每一位地市主官都学他这样，制度谁来守？权责谁来分？”

赵建国将两人的话一并听下，没有表态，只是轻轻合上文件夹。

片刻后，他开口：

“我想听听中央怎么说。”

……

两天后。

一份编号为“组秘〔2015〕特8号”的文件，从中组部机要通道送达潇湘省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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