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内，全省十二个试点市同步反馈第一批“分类评估报告”。

制度推进办调度中心的数据库屏幕上，清晰地列出了各地报送的干部分类图谱：

?\t岳西：提报项目型干部12人，事务型22人；

?\t衡洲：项目型9人，综合型17人；

?\t江陵：事务型占比过半，仅2人标注为项目型。

赵斌看完数据，神色平静，手指轻点表格右侧红框：

“这就是问题所在。”

“项目型干部少，不是人才不足，而是地方不想提。”

“他们宁愿让‘稳得住’的老人坐着，也不愿让敢干的年轻人上来。”

李一凡站在主屏幕前，一言不发，静静盯着数据图谱逐帧滚动，直到看到“昌州”的标注：

——一名县委副书记，被市里强行划为“事务型”，备注栏标注为“政务能力突出、风格稳健”。

他淡淡地开口：

“这个人，去年在省委平台会议上，还在讲‘平台项目推进心得’，一个月后就调岗了。”

“这是被挤下去的。”

“不是事务型，是被旧派系摁下去了。”

赵斌立刻点头：“我们可以介入复核，把这些与岗位不匹配的标注拉出来重点核查。”

“制度不能被用来掩护派系调整，不能养卡位型干部。”

“卡位”，是李一凡过去一年听得最多的一个词。

——不干事，但先占位；

——不上项目，却抢编制；

——不是推进型，却死死守着台子不动。

这些人，在过去十年里靠着“会做人、会表态、会熬年头”混进了系统里，一旦制度重新洗牌，他们反应最快，反扑最狠。

但这一次，他们遇到的不是一次制度改革，而是一次彻底的人事结构重组。

衡洲市，何江林站在市委组织部数据系统前，神情凝重。

他亲自打电话给两个县委书记，要求重新上报干部分类建议。

“不能凡是50岁以上就标成事务型。”

“不能谁背景强，就塞进综合型。”

“项目型必须是干过、管过、扛过项目的，数据清晰、责任明确。”

有书记语气模糊：“江林同志，这也不能搞成一刀切，很多人不是不能干，是岗位不合适……”

何江林直接打断：

“岗位合不合适，是你说了算，还是省委说了算？”

电话那头沉默。

他不再废话，只一句：

“你们不重新上报，我就请省委组织部直接来复核。”

挂断电话，他走出办公室，一句话递给秘书：

“这批人，不能再让他们占着台子混日子了。”

岳西市，这边则爆出人事系统“回流”现象：

三名已列为“淘汰名单”的副科级干部，突被市属平台公司调回，安排“招商顾问”“综合服务岗”，同时启动重新晋级申请。

市组织部内部会议一片哗然。

副部长拍桌子：“这不是顶风作案吗？分类制度刚落地，他们就开始钻漏洞。”